结语

因为古人书写不便，《管子》在先秦时期多以篇、卷的形式流传。到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受诏校理天下图书。刘向将国家藏书和大臣卜圭、富参、立家的藏书汇集到一起，共五百六十四篇，删去重复的篇章，定为八十六篇，并撰写《管子书录》。刘向校本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唐代的尹知章《管子注》在刘向本《管子》的基础上，对《管子》原文进行注释。现在流传的版本主要是尹知章《管子注》本。

从北宋开始，随着经济的繁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管子》在北宋已经刊印。到南宋绍兴年间，杨忱《管子序》本在浙江刊印，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本《管子》亦有刊印。两本相较，南宋浙江刻本《管子》因为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以此为底本，影响更大。此本在清朝中后期有张瑛影刻本，民国年间《四部丛刊》本亦据此本影印，2004年北京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据宋本影印，质量最佳。南宋墨宝堂本《管子》在内容上与浙江刻本《管子》有较大不同，一般认为，明代刘绩《管子补注》本是从墨宝堂本而来。

元代《管子》版本，至今尚未知见。

现存明代《管子》版本中，以刘绩《管子补注》本为最早。刘绩《管子补注》本文字与南宋浙江刻本《管子》有不同，但是多了二十多条新注解，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管子》。此本在万历七年（1579）由朱东光诸人翻刻，属于《中都四子集》本，脱文较多，质量比不上刘绩本《管子》。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刻《管韩合刻》本《管子》，自言校正《管子》讹误“千百余处”，所用底本为宋本，今人经过比对，一般认为此本出自南宋浙江刻本《管子》。赵用贤本《管子》在明代刊印之后，影响甚大，之后的朱长春《管子榷》本、凌汝亨本《管子》均出自此本。

清代《管子》版本中，《四库全书》中抄有刘绩《管子补注》本和赵用贤本《管子》。《四库全书》清世宗时期抄有七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因为影印较早，影响较大，故此处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抄录的《管子》版本进行比较论说。将明刻刘绩《管子补注》与文渊阁本《管子补注》比较，可以发现四库馆臣对于缮录的《管子补注》有校改，版本质量非常好。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中亦有多处校改，但是在抄写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讹误。两种抄本均严格避清讳。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据明刻赵用贤本翻刻的《管子》，对《管子》的文字有修订，质量非常好，比明刻赵用贤本流传更广。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还刊印了《二十二子》本《管子》，亦据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翻刻，校对精审。光绪五年张瑛影刊宋本《管子》，以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为底本影印，此本严格避清讳，版本质量非常好，在清末民初影响甚大。

民国年间，《管子》刊印除了延续明清刘绩《管子补注》本、赵用贤本《管子》特点外，出现了新的《管子》版本形式。学者根据时代和读者的实际需要，依靠新有的石印技术、铅印技术，出版了大量的《管子》版本，这些版本多有标点。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的《学生国学丛书》中有唐敬杲选注的《管子》，在《管子》正文之前，对《管子》的来源、管子生平传记、管子思想源流进行考察，能够使读者更好地把握《管子》。万有文库本《管子》则附有戴望《管子校正》，代表了民国年间《管子》刊印和研究的较高水平。更有支伟成《管子通释》，不仅印行《管子》原文，还在上篇对管子进行研究介绍，具有时代特点；石一参《管子今诠》对《管子》内容诠释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子》版本众多。本书主要选取二十一种有代表性的《管子》全本和选本进行论说。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管子》版本，代表性成果是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管子校正》。此本出自赵用贤本《管子》，将赵本刊印的“房玄龄注”改为“尹知章注”。此本质量甚佳，在学术界影响很大。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诸子百家本《管子》，以清代浙江书局本《管子》为底本进行影印，所选底本甚佳。

标点《管子》的版本有：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管子》、刘晓艺校点本《管子》。《管子》的校释本，主要有：颜昌峣《管子校释》，钟肇鹏、孙开泰、陈升《管子简释》，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姜涛《管子新注》。这些校释本，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影响较大。特别是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自从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之后，成为学者普遍使用的版本。

赵守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管子》的注释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对《管子》的篇名进行解释，注释《管子》文句，将《管子》篇章译为白话文，主要作品有《管子注译》《管子通解》《白话管子》。从赵守正开始，学者开始对《管子》全文进行白话翻译，主要有汤孝纯《新译管子读本》，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刘柯、李克和《管子译注》。对《管子》部分篇章进行白话翻译的有：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李山译注本《管子》，耿振东《管子译注》。

本书通过梳理《管子》的历代版本，发现《管子》的传播与其载体有密切关系，与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