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绩《管子补注》

《管子》书自刘向校录之后，内容基本确定，唐代尹知章作《管子注》后，主要以有注的形态流传。《管子》版本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浙江刻本；其二是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傅增湘定为弘治刊本；其三是明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是《管子》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因为《管子》版本，除了南宋浙本，以明刻刘绩本为最早，万历七年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即翻刻此本，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眉批亦移录于刘本。赵用贤本《管子》校改的篇内文字与刘绩本也有一致性，说明赵用贤本吸收了刘绩本的成果，赵本是在浙刻本和刘绩本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

与稍后的赵用贤本比较，刘绩本《管子补注》现存书数量少，无影印本，但内容完整，可以补足浙刻本内容，用字也保存古字古义，能帮助考订浙刻本文字。刘绩本与浙刻本同源于尹知章《管子注》，但在刊刻过程中又有小异，因为浙刻本注释中许多反切注音，刘绩本无，而多了二十余条浙本没有的注解。刘绩以“绩按别本《注》”为标识，修订《管子》原注，《四库提要》云“于旧解颇有匡正”，此外，还有二十九条不同于今本《管子》的注释，注释集中于“经言”“外言”“短语”部分，卷数集中于前十五卷。就内容来说，注者似更重视阴阳、儒家治国理论，注解多包含浙刻本《注》的内涵，并有所引发。注释比较集中于几个章节，说明注解的人对某些篇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注解，可能在尹知章注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尹注产生之后继续流传，并且经过修订，所以语句精练，内容包含更为深广，对我们理解《管子》原文颇有帮助。刘绩《管子补注》中的“别本《注》”，来源比较复杂。因为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内有《弟子职》一篇，注释有与刘绩本注接近的地方，而刘绩为明初人，则朱熹所见到的《管子注》必然还有别的来源，朱熹云“今分章句参以众说”，说明其注并非一家之言。《管子》历经汉魏晋南北朝，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会有作注者。至唐代尹知章全篇注解，尹注成为《管子注》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形式的注解还在流传，这些注解在浙本中没有刊刻，刘绩本中有所收入，到赵用贤本刊印时，赵氏采其部分，刊在上栏。刘绩本中《管子》“别本《注》”，语言比较精练，解释意义更为深刻，是对浙刻本《管子注》的有力补充。这些注解对理解《管子》的原文和《管子注》的传播源流有帮助。浙刻本在刊刻的过程中有脱句，刘绩本有所补充。在将南宋初浙刻本与刘绩本比对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关键用字，两本存在不同，有些用字以刘绩本为长。浙刻本有脱字漏字的讹误，亦有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刘绩本可为之补正。

刘绩是明初著书颇丰的学者，刘绩本《管子补注》现存善本甚少，主要藏于国家图书馆。南宋初浙刻本，注中标明的字音注释，特别是反切注音，刘本往往没有。两个版本差异甚大，注释位置亦有不同，刘绩本除随文增加注解，更加有利于原文的理解之外，还增加二十余条浙刻本原来没有的注解，这对推测《管子》的版本和注释源流有帮助。刘绩本的版刻没有目录，每卷之下也没有卷内篇名。刘绩本补充浙刻本内容，用字能够订正浙本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