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艺校点本《管子》
刘晓艺校点本《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属于《国学典藏》丛书。
此本首为《前言》，其次为《目录》，其次为《管子》正文，最后为《附录》。
刘晓艺在《前言》中，主要介绍了管仲事迹、《管子》篇章成书过程、《管子》治国理政的各种主张，对《管子》的成书、流传加以说明，对《管子》版本流传到明代的两个版本系统，即赵用贤《管子》与刘绩《管子补注》做分析。指出到了明代，出现了多种《管子》的版本，但主要分属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的源头是一种名为《管子补注》的本子，是一个名叫刘绩的人在24卷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补注的成果，大约出现于明代弘治年间。但奇怪的是这个刘绩究竟是何人，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据郭沫若考证，史上留名的刘绩有四个，明朝人多以为刘绩是宋以前人，清人则多以为是弘治三年（1490）的江夏进士刘绩——所以民国时卢靖编《湖北先正丛书》将其纳入。至于郭沫若本人则提出这个刘绩是辽代人。无论刘绩究竟是谁，他的《管子补注》在当时曾一度流行，有多种版本存世，其中有朱东光刻《中都四子集》便将其收入，而《湖北先正丛书》所收即据《中都四子集》本影印。
第二个系统的源头是明代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编的丛书《管韩合刻》，收录《管子》、《韩非子》注本各一种。其中的《管子》是以宋代的杨忱序本为基础加以校订，同时吸收了刘绩的成果。这个版本后来居上，成为明清许多翻刻本的祖本，即便是后来编《四库全书》时，也是以之为蓝本进行加工的。
认为明清以来对于刘绩的这个版本的关注不够。然后说明编纂的缘由：“现在，《国学典藏》丛书面向普通读者，拟印行横排简体的《管子》。我们取《湖北先正丛书》中的《管子补注》为底本，以杨忱序本（简称杨本）、浙江书局光绪二年（1876）刻本（在赵用贤《管韩合刻》基础上加以修订而得，故简称赵本）为校本，书中文字异同中大量两可或两不可解之处，俱依底本，凡杨忱本于义为长处出校说明，另外少数几处也参考了郭沫若、许维遹、闻一多合著的《管子集校》和黎翔凤的《管子校注》。至于清代以下学者所进行的考据辨析，由于过于繁复，非普及本所应展示，对具体问题有意深入的读者，可另行在郭沫若、黎翔凤两部著作中查询线索。”
本书分为二十四卷。正文部分，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标点，将原注移到每一节的下面。刘绩的注文，以“绩按”作为标识，在房玄龄注之后。在《轻重庚》第八十六篇之后，是《附录》部分。《附录》部分首先是刘向《序》，其次是杨忱《序》，其次为张嵲《读管子》，其次为《四库全书提要》，收录赵用贤本《管子》之提要，使读者便于从总体上把握《管子》的内容。其实《四库全书总目》收有赵用贤本《管子》、刘绩《管子补注》本，且两书都撰有提要。本书没有将刘绩《管子补注》提要抄录，而是用赵用贤本《管子》的提要。赵本《管子》内容与刘绩本《管子补注》内容有不同，文字亦有不同。
本书中以南宋浙江刻本《管子》校订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并在页下标注说明。[5]文字为简体字，对原文内容有校改，故应该属于刘绩《管子补注》本系统中的新版本。本书的缺憾是，没有用《四库全书》中刘绩《管子补注》的提要，没有指出《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与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的不同。
【注释】
[1]李振峰：《读古文通识》，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
[2]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8页。
[3]今按：《自序》在1932年的《船山学报》第一期已经刊登，原文作《管子校释序》。
[4]今按：郭大痴的《叙录》，在民国年间刊于《船山学报》第五期，题作《管子校释叙录》湘阴郭大痴（遗稿）。郭大痴《管子校释叙录》在《学衡》第49期亦有刊登。
[5]在本书中写作“刘绩《管子补注》本”。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与明刻刘绩《管子补注》在内容、注释上有很大不同。参见郭丽：《明刻刘绩〈管子补注〉考述》，《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5期；《〈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考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