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

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所用底本是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四库馆臣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该本《管子》提要如下：

《管子》二十四卷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复颠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势解》附《形势》篇下之类，不一而足，弥为窜乱失真。此本为万历壬午赵用贤所刊，称由宋本翻雕。前有绍兴己未张嵲后跋云舛脱甚众，颇为是正。用贤序又云“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则屡经点窜，已非刘向所校之旧，然终愈于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犹善本也。旧有房元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元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元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案《旧唐书》：“知章绛州翼城人，神龙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有《孝经注》《老子注》。”今并不传。惟此注藉元龄之名以存，其文浅陋，颇不足采。然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苏轼、苏辙同入省试，有一题，轼不得其出处，辙以笔一卓而以口吹之，轼因悟出《管子注》，则宋时亦采以命题试士矣。且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故仍旧本录之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徐志晋详校，仓圣脉编修，杨懋珩等总校，李楘等校对，郭洽怡等誉录，严格避“玄”“弦”“弘”字，是避清圣祖康熙和高宗乾隆讳。

文渊阁《四库全书》缮录明刻赵用贤本《管子》，以明刻赵本为底本，又有校改。四库本《管子》严格避清讳。在文字上，四库本订正了赵用贤本原有的讹误，证明四库馆臣对原文进行了校改。四库本在缮录时候也产生新的讹误，主要是形近而讹，声同而讹。四库本《管子》的最大讹误是在《形势解》中将两段文字抄写成一段，抄手虽然有所发现，但是并不加以修正，而是另起一行，重新抄写，这证明《四库全书》在誉录和校对过程中有所疏漏。此外，四库馆臣还有以史书为依据修改《管子》的倾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