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四子集》本《管子》
明朝初年，刘绩《管子补注》刻印，万历七年（1579），朱东光诸人翻刻。当时朱东光官分巡淮徐道，与凤阳知府张登云刊《中都四子集》，郭子章奉使凤阳，为之题词。因明初设中立府，府治在安徽凤阳，定为中都，故“中都四子”又称“中立四子”。《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于明万历七年由朱东光诸人翻刻刘绩本而成。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前有《管子传》，题“汉龙门司马迁撰”，摘自《史记》，自“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至“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次为郭子章《管子题辞》，说明刊刻的缘由。下为正文，以《管子》卷一为例：卷端题“《管子》卷之一”、“唐房玄龄注释”、“芦泉刘绩增注”、“临川朱东光辑订”、“宁阳张登云参补”、“休宁吴子玉翻校”、篇名“《牧民》第一”。题目下是双行小字：“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六亲、五法”，下为“经言一”。
《管子传》，题“汉龙门司马迁撰”，内容如下：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郭子章《管子题辞》，内容如下：
郭子章曰：盖颍上自胜国以前则隶汝宁云。高皇帝起，中都始为三辅属地，而管敬叔遂为中都人也。余读《弟子纪》，则管子亦能知学者。其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而谆谆处虚守静为言。其论治切名实，如尺寸寻丈不可差以长短，固非漫无见而尝之者比。或以其治齐，堇以切身，不能及于继世。苏氏以不能荐人自代为其嗛。岂然也。其言曰：“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桓公能终用其言，虽万世可也。论治之要，在于得人。人君所以取昭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而负兹之时，荐隰朋以代己，数十言不置。又及于鲍叔牙、宾胥无之四子，其如喔喔欲啮我猳，何乎？苏氏之言，未考竟耳。朱元曦曰：“即如论隰朋，‘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不有疏义，讵能解免？”余曰：唐房氏有注，刘绩为之补。自宋人削去，鲜有刻本。即藏书如杨用修，以不见房氏注为恨。余于闽见之，然亦略矣。夫握者何？满也，币帛满于道路而无数也。室者何？妻也。家五十室者何？言妻妾之众也。然朋之为人，有所不贪不近，正所谓国有不知政，家有不知事也。而房乃曰：“握，持也。或有举齐国之币，持与路旁之家五十室，其事大而且易显。”又岂然哉？既攀龙得刻本于博士王生，而为参补之。
四子本秉承刘绩本特点，前无目录和序跋，每卷之下无本卷篇章目录，卷下是篇题和正文。四子本刻印时，盖不知道刘绩为何时人，故将刘绩与房玄龄并题，又据《管子题辞》郭子章曰“唐房氏有注，刘绩为之补，自宋人削去，鲜有刻本”，说明刊印者将刘绩当作宋代之前的人。郭沫若顺此思路，在《管子集校》中曰补注《管子》者当是辽人刘绩，因为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和赵用贤《管韩合刻》时间与明孝宗最末一年，即弘治十八年，相隔仅七十余年，朱、赵不知其人。此说王欣夫已于20世纪50年代著文驳之[1]，论证作《管子补注》者刘绩即明初芦泉刘用熙。
与刘绩本相较，此本用字比较正规；补充刘本的脱漏文字；改正刘本因字形相近、音同或音近、因涉上下文而产生的讹误；改正刘绩本的重复字词和其他讹误。但是，在对刘绩本进行校改时，亦有讹误。包括刘本有讹误，四子本亦误；或刘本不误，四子本误改者。四子本有补充刘绩本的句子，亦有漏刻。与刘绩本相较，四子本大量的注释没有刊印，这些注释主要分布于《管子》前二十篇。与南宋初浙刻本相较，有些句子刘绩本、四子本并少；亦有刘绩本、四子本并为浙刻本作补充者。相较于浙刻本，刘绩本、四子本反切注音较为少，但是有二十余条浙刻本没有的注解，可为解读《管子》和考察《管子》注释的传播源流提供帮助。刘绩本因其自身的刊刻有先天不足，流传并不甚广，至清代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研究《管子》作《读管子杂志》时，没有见到此本，而以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和赵用贤《管韩合刻》本为校对和考证的主要依据；戴望《管子校正》亦主要参考四子本，可见四子本在有清一代流传甚广。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据笔者知见，主要是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他地方难以见到；四子本因为《丛书集成续编》影印之故，较易见到。我们在考察和运用四子本时，应当注意此本与刘绩本刊印的不同，因为四子本与刘绩本虽为一个系统，但是四子本对刘绩本有所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