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用贤本《管子》
赵用贤本《管子》刊刻于明万历十年（1582），是《管韩合刻》本的一部分。赵本自刊印之日起，影响甚大，其后许多版本如凌汝亨本、吴勉学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百子全书》本均题据赵本刻印。赵本《管子》还有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校刻本，对明刻本在文字上有所校改。
赵用贤本《管子》，与《韩非子》一起刻印，称为《管韩合刻》本。因为与《韩非子》合刻，故首列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次赵用贤《管子书序》，次刘向《管子叙录》，次《管子凡例》，次《管子目录》，次《管子》正文，最后为《管子文评》。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说：
汝师之为诸子。于道，好《庄周》《列御寇》。于术，好《管子》《韩非子》。谓其文辞亡论高妙，而所结撰之大旨，远者出人意表，而迩者能发人之所欲发于所不能发。顾独《管子》《韩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传者，多遗脱谬误，读之使人不胜乙，往往不尽卷而庋之高阁。于是悉其资力，后先购善本凡数十，穷丹铅之用，而后授梓。梓成，谓世贞曰：“子其序之。”世贞曰：唯夫敬仲欲存纠于齐，不得改而缚于小白，卒相之，为天下万世荣。非子欲存韩于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为天下后世笑。夫见荣之与见笑于人也，奚啻隔霄渊。虽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宁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爱。爱生而欲有所自见，则不得终避雠敌，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爱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齐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发，则机合。机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说之。欲胜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擅功，则机不合。机不合，非不得不轻。夫岂唯轻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韩远也。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杀人也，然其明智宁出齐桓之下？鲍子一荐仲而立相，李斯一间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于荐与间若是也。势也。夫势之所在，则天也。天不欲南浲楚北浲戎狄，而蚕食周，故委仲于齐，以为周屏翰。天不欲硕果韩、芽五国，弃而授之秦，而转授汉，故听非子庾绁仰药而不之恤。夫鲍子者，助天为福者也，非能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为虐者也，非能为虐者也。然则管子与非子材班乎？曰恶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亚也。太公所毗，父子皆圣。辟其用，国三分之二也，而以当必涣之。受管子之毗，中人也。其用，国九分之一也，而以当方劲之楚与戎狄。然则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齐霸。周不太公不废王，齐不管子不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书尚在，其论四维，辨心术，亦宁无敬怠义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盖深知之，故慨然而叹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为，言虽凿凿辨，捍衡名实，推见至隐，而其伎殚于富强而已。秦不用非不害为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无救亡。夫并天下之与亡俱等，亦安得博非子？是故非子之于霸若不足，而管子之于霸盖有余也。然则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齐巨卿也。诸法语名迹，门人家老能笔之，稷下之学士大夫能饰之。其于文也，辨而核，肆而典，能为战国始者也。韩非子，韩之疏属公子也。有所著述，以发其蓄而鸣其不平。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毋论吾洙泗家言以较鲁儒之左准右绳，差不类。然何至榷名法家苛察皦绕，错若惠施、公孙龙之泛滥诡悖哉？其言各十余万而赢，度不能无传，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后传益也，吾故曰不殊也。盖管子之言后见汰于孟氏，而极于宋。韩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传》。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绌老子，故复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为韩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衷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后，以末世无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于孔明。乃孔明，则自比于管子，而劝后主读韩非子之书，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浅，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辽，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实取之，是故蕞尔之蜀与强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师之所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师曰：“否。吾嗜其文辞，若荐三臡者，以味荐而已矣。”
赵用贤《管子书序》的内容是：
《管子》旧书，凡三百八十九篇。汉刘向校除其重复，定著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传，往往淆乱，至不可读。余行求古善本，庶几遇之者几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仅完整，而句字复多纠错。乃为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而阙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后《管子》几为全书。夫五伯莫盛于桓公，而管仲特为之佐。自其事羞称于圣门，而其言悉见绌，以为权谋功利，学者鲜能道之。及余读是书，而深惟其故，然后知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何者？方周之兴，去隆古沕穆之风未远，而后稷、公刘，其深仁厚泽又培之于数百年之久。盖风会既启，而文明犹郁。周公起而当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绸缪，文章之繁猥，诸所经画，莫不犁然具举。而天下且以鸿庞淳固之俗，始向利于宪度著明之后，故其法虽密，而其服习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诸侯日寻于干戈，谋臣察士，竞出其智力以相胜。苟必兢兢于先王之约束，而执不移等，则势有所格，而其术必有所穷，非救时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岂其智不及此乎。是故当其谋之于垂缨下衽之日者，不过审旧法，择其善者而从之。又其要则在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使诸侯不吾虞，而吾
安国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故其书如《牧民》《乘马》《幼官》《轻重》诸篇，大抵不离《周官》以制用，而亦不尽局于《周官》，以通其变。今考其说，所谓叁国为三军者，即伍两卒旅之旧也。因罚备器用者，即两造两剂之遗也。选士首以好学慈孝，而且及于拳勇股肱，亦兴贤之故典也。铸币藉以黄金刀布，而并及于鱼盐针铁，亦圜府之旧章也。他如五势三准诸说，不过积余藏羡，待之于国。诸侯不服，吾可以战。诸侯宾服，吾可以行仁义。盖周公之法，其樊然结约者，要以率民于善。仲直师其意，不袭其故，一更之为截然夷易，而作民于战。故其言曰：精时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国亦将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诸侯有守御之备，是难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首，则十指不辞，断明缓急之有所先也。使仲当诸侯力政之日，必欲举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权勇，毋榷盐铁，不逾时而国且饱于敌矣，安能以区区之齐，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绩哉。昔者苏轼氏盖论仲之变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胜，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决胜，故其法简而直。然则谓仲之用法，异于周公之意则可，而谓其法之尽诡于周公，则不可。故曰：古今递迁，道随时降，王霸迭兴，政由俗革。吾以为周公经制之大备，盖所以成王道之终。管子能变其常，而通其穷，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势之所趋，有不得不然者乎。虽然，非仲之轻于悖周也。当太公之治齐，五月而报政曰：吾因其俗，简其礼。至三年，而伯禽之报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鲁终北面而事齐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尽仿于《周官》，而史盖称其通商贾之策，便鱼盐之利，人民归齐，齐称大国，盖自太公，而齐故以富强名于列国。仲特因齐之故而修业耳，非一无所昉袭而创为之者也。世之谭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说行，一变而入于夸诈之习，其末极于秦鞅。尽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为功利之首。夫商君惨礉少恩，卒受恶名于秦。而仲之政，饰四维，固六亲，其论《白心》《内业》，不可谓无窥于圣人之道，而徒以刀锯绳民如商君者，故虽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归之。奈何跻鞅于仲也。余惧夫读是书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权谋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于天下也。故为之梓其书，而复论著其大略于篇首云。万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吴郡赵用贤撰。
赵用贤高度称赞管仲的功业，认为管仲变周公之政，是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管仲亦非如商鞅那样刻薄寡恩，其《白心》《内业》篇，颇可窥见圣人之道，故赵用贤在刊印《管子》的时候，为之订正文字讹误，为之《序》，以明《管子》之大略。
刘向《管子叙录》，内容与南宋浙江刻本刘向《书录》同，此处省略。
赵用贤本《管子凡例》，内容如下：
一 《汉志》，《管子》八十六篇，吴竞《书目》凡三十卷，今据旧本诠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共亡十篇，列为二十四卷。其吴竞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 《管子注》出房玄龄，或云出唐国子博士尹知章，其讹谬穿凿，《日抄》论之甚详矣。芦泉刘氏绩间为补定，简明贯穿，多所发明，第宋本俱不载，而近刻舛错，每每至不可句。今据宋本校订，而刘绩所注，其最切当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间有愚见所标注者，亦杂见篇首，得百一耳。
一 《管子》书多古字，如“专”作“抟”，“忒”作“黄”，“宥”作“侑”，“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大匡》载召忽语曰：“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而注乃谓：“召忽呼管仲为兄。”曰：“泽命不渝”，而注乃以为“恩泽之命”，甚陋，不可遍举。书既雅奥难句，而为之注者，复缪于训释，故益使后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从宋本刊定，不敢轻加更易，其古文字间有不可考者，皆为标识篇首，以俟有识者共订正焉。
一 《管子》新本，每遇长篇文字，至更端处，皆别为一行。其间不能无分析太过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义当隔别者止为一其处，以识章目所分。其新本应合而分，应分而合者，今悉为厘正。
一 《管子》书文辞古奥，既不易读，而近板数家皆承讹袭谬，杂乱支离，读者至一二卷后，往往厌弃，几成废书。今按宋本更正比次，无下数千百余处，其间尚有一二阙文误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强为附益，俟海内藏书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辑定，实此书之幸也。
一 按张巨山绍兴己未写本云，从人借得，读者累月，始颇窥其义训。然舛脱甚众，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则是书之讹谬难读，其来久矣。今详定句读，悉通融上下文义，间有房注误句，而芦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于上，使览者易以研解也。
赵用贤《管子目录》部分，首先列卷数，其次为篇名，最后云：“右二十四卷，凡八十六篇（内十篇亡）。”
赵用贤本《管子》正文，以第一卷为例，首为“管子卷第一明吴郡赵氏本”，次“唐司空房玄龄注”，次为本卷篇目“牧民第一形势第二权修第三立政第四乘马第五”，次为第一篇篇名“牧民第一”，篇名下有双行小注“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六亲五法”，为篇名内的章节名。次为“经言一”，是《管子》内容的分类。
《管子文评》的内容如下：
1.刘勰曰：《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
2.《汉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经》有《弟子职》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书。
3.《傅子》曰：《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
4.孔颖达曰：《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
5.晁氏曰：刘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称齐管仲撰。杜佑《指略》云：“唐房玄龄注。”其书载管子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曰尹知章也。予读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诸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为五霸之盛，宜矣。
6.苏子瞻曰：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
7.叶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亦种、蠡所遵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谓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谏议唯诺之辞。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设施果传于世，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随其才分亦足与立，则管仲所尝亲经纪者，岂不足为之标指哉？惟夫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王政始变，而后世信之，转相疏剔，幽蹊曲径，遂与道绝。而此书方为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8.又曰：管氏书，独盐策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诟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取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伯，则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琐猥为市人不肯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
9.周氏《涉笔》曰：《管子》一书，杂说所丛，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于余子。然他篇自语道论法，如《内业》《法禁》诸篇又偏驳不相丽。虽然，观物必于其聚。《文子》《淮南》徒聚众辞，虽成一家，无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错色，纯玉间声，时有可味者焉。
10.陈氏曰：按《汉志》，《管子》八十六篇，列于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数与《汉志》合，而卷视隋唐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称管、商，岂以其标术用心之故同耶？然以为道家，则不类。
11.黄震《日抄》曰：《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心术》《内业》等篇，皆影附道家以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斫隐语以为怪。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牧民》篇最简明，其要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管子》正经之纲，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秦汉以来，未有能践其实者也。其说岂不简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见此书，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说似粉饰之以夸功。若《轻重》篇要皆多为之术以成其私，琐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书所载鲍叔荐仲与求仲于鲁，及入国谋政与戈廪鸿飞、四时三弊、临死戒勿用竖刁等说，皆屡载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为篇，或并篇，或无解，或云十日斋戒以召仲，觞三行而仲趋出，又云乐饮数旬而后谏。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12.又曰：《管子》注释，最多抵牾。《四伤》之篇，误名《百匿》，而以《四伤》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其后方之图，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参对。而以夜虚为句，守静人物自为句，方以人物则皇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听候人物也。守静岂听候之义也？《幼官》五图，以“形生理”为句，而中央之注，独以“形生”属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后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参对，而以相为匿是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尔。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势》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误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财耳。乃释云可以分与财者，贤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涂无行禽，指人言之。谓其为能行之禽耳，乃释云无禽兽之行，是以行为去声，亦觉不伦。《版法》篇云：悦在施爱有众在废私。今因缺文，而云：悦在施有众在废私，不成文矣。其他难概举。
13.杨忱《序》曰：《管子》论高文奇，虽有作者，不可复加一辞。
14.张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术》、《白心》上下、《内业》诸篇，是其功业所本。
赵用贤抄录的《管子文评》，非为原文抄录，而是有省减。如黄震《日抄》部分，省减大量文字，为求文从字顺，自己又加入概括性文字。
赵用贤本《管子》内容的主体部分和段落划分，主要依据南宋浙本；又据刘绩本补足浙本脱文，修订篇章文字，修改篇文内部顺序，对于刘绩本增注和多出的注解，选取刻于上栏；赵用贤时出己见，所言亦刻于上栏。赵用贤本题“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充分说明赵本是在浙本和刘本之上，吸收两本之长而形成的新版本。赵用贤本在南宋浙江刻本、明刻刘绩《管子补注》和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管子》之后，但是，赵本较此前此后的《管子》版本影响更大，文献价值更有其优长之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赵用贤本《管子》是内容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现存最古的南宋浙本，刻印精审，保存古字古义，用字与汉简多相合，然内有阙页，有脱漏语句。刘绩本在尹知章“注”的基础上作“补注”，有助于理解《管子》原文。与浙本相较，刘本段落划分较细，多出二十余条注释，但脱文较多。赵用贤本应当是将南宋浙江刻本《管子》和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全文作了比对，将两本中脱漏的文句标出，将衍文亦标出，补充浙本、刘绩本脱漏的文句，删减衍文，修订《管子》篇章内容顺序，因而在形式上成为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
其二，修订文字。将南宋浙本和刘绩本文字的不同作比对，择优选取最佳之文字刊印。宋本多俗字、古体字，赵本刊刻时，则以通行文字刊行，符合明清时期读者的阅读习惯。
其三，择取刘绩本中最有代表性的注解刊印于上栏，和原注区分明显。赵用贤又将己意以注解的形式刊刻于刊本的上栏，颇便于观览。
与南宋浙本和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相较，赵用贤本内容更为完备，刻印精审，所以一经刻印，影响甚大，众多版本以此本为刊刻和研究的依据。除前面所提到的版本，吴勉学本、朱养和花斋本、葛鼎本等亦以赵本为母本；清代学者宋翔凤、王念孙、戴望等研治《管子》，多以赵本为底本，形成多种文献。至光绪二年，浙江书局重刊明本《管子》，校改明本讹误，印刷更精，内容有所不同。学者如许维遹以清刻赵本当作明刻本，研究成果出现偏差，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