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晓《管子校释》
颜昌峣著《管子校释》于民国十三年（1924）完成，1996年由岳麓书社刊印。此处根据《管子校释》的成书时间，排在此处。
此书首为《自序》，次《例言》，次《叙录》，次《先父颜昌峣先生事略》，次正文二十四卷，次《管子校释跋》，次《罗焌先生题赠二首》，次《整理后记》，最后为《补记》。
颜昌峣《自序》云：
予尝爱管子之书多精言，而可施之于治道，其文辞粲然可观。信乎！伊尹周公而后，卓然为吾国政治一大家，当时鲁施伯称为天下之大圣，不诬也。顾其书，多窜乱，又不出于一人之手，盖为其学者后先辑录，若齐、鲁《论语》杂出于七十子之徒之所纂集。然《史记正义》引《七略》载《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而班固作《汉志》，乃云八十六篇，刘向《叙录》亦言定著八十六篇，与今篇数合，岂《七略》所载别自为书与今异耶？太史公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曰：“详哉其言之也！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及刘向《叙录》乃云《九府》书民间无有。然则管书在汉时已多散失，今其存者，半出后人增益附会之辞，要其弘规奥旨，有非他家著述所得而有者，决其为管氏一家之学无疑也。其书之似儒、道、名、法、兵、农、纵横之术者勿论已。若其经国远谟，微言大义伊、周之所未闻，后贤之所沾溉。其精神气烈，直注二千六百数十年，与今西欧学者数十百辈之所研讨奋发而仅得之者，后先相视，若符契然。夫其叁国伍鄙，均地分民之制，则地方自治之规模也；内政军令，则寓兵于乡之微权也；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篇所记，则民事统计之纲领也；啧室之议，议院之先驱也；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则服从民意之精义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保国，以民保民也。此则国民主义之真诠也。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是故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此子舆氏政论之所本也。仁从中出，义由外作，此告子之说所由来也。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则董子《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所自出也。官山海，发伏利，则顾亭林氏所谓一税之后，不问所之，国与民两利之道也。市扩国轨，平准通移，则调济贫富，杜绝蓄贾，近世国家社会主义之措施也。《权修篇》云：“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此数言者，管子蕲响之治象，而今西欧各国竭力以赴之者。嗟乎！管子，天下才也岂不然欤！岂不然欤！予以暇日汇集诸家考证之说，是正文字，诠释其义理，并加句读以便初学，为《管子校释》一书，非敢自谓于管氏有所发明，要亦集近代校订之大成，于读者不无裨助。其所未喻，不复强解，庶期明达董而正之。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双十节，湘乡颜昌峣谨序[3]
《例言》内容如下：
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甲申秋杨忱序刻本，首杨忱序，次总目，次刘向进书序，后接《管子》卷第一，题唐司空房玄龄注，又列卷一之目，后接本文，以后每卷同，凡二十四卷。末附张巨山《读管子》一篇，无年月。又黄丕烈记得书本末一篇，后题嘉庆丙寅立冬后一日士礼居重装并记，又戴望戊辰正月从瞿氏假得此本，与海宁唐端甫、常熟张纯卿同校一过，于赵刻本上题记。予家旧藏光绪五年景宋本，即景此本也。卷末增附瞿氏书目跋语（举其异于赵本而可资订正者若干条。末云：按王氏、孙氏、洪氏、宋氏所云，宋本皆影抄绍兴壬申瞿源蔡潜道刻本。影抄亦有讹舛，与此本间有不合处，故所举与《读书杂志》《管子义证》《管子识误》三书亦不尽同，冀附诸家所记后以供好古者参证之助云），殆瞿氏所印行也。兹编以是本为主。
坊间通行明赵用贤刻本，据其《凡例》言：“按宋本更正比次，无下数千百处。”今以与此本相校，诚有如瞿氏书目所云，有宋本不讹，赵氏臆为改正而实讹者，故知校古书之难，未可轻为改易也。予此编一依景宋本抄写，校正错误，均列入小注，不敢更易正文，惩赵氏之失而存宋本之真，读者鉴诸。
旧题房玄龄注，考之唐志，实尹知章注。尹氏作注时，已据讹误之本，不知订正，往往望文生训，失其句读，抵牾纰缪，触处皆是，兹不一一征引，以省繁文。其可采者，仍注尹云以别之，或藉尹注以知正文之脱误，则称尹注云云以明之。
高邮王氏念孙《读书杂志》校《管子》十二卷，系据赵用贤本博考诸书，为之订正。其长子引之之说亦附焉，并载刘氏绩《补注》及孙氏星衍、洪氏颐煊之说。兹采王氏各条入注，则称王云，伯申之说则称小王云，孙、洪二家之说，则据《洪氏义证》本采入。
德清俞氏樾《诸子平议》校《管子》六卷全采入，称俞云。
德清戴氏望《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取宋本（据瞿氏所藏宋本卷末有戴望假得校过题记，疑戴书所谓宋本，即此本矣。然戴书所记宋本异同，又与此本不合，则系别一宋本也，今不可考矣）、朱东光本（即中都四子本）、宋蔡潜道本、元刻本、中立本以校赵本，采王氏父子说，丁氏士涵、陈氏奂、张氏文虎、吴氏翌凤、宋氏翔凤、顾氏广圻、段氏玉裁、俞氏正燮诸家说，及俞氏《平议》说，并引日本安井衡纂诂本，有安井衡说、猪饲彦博说。今悉取以散入注文，仍各冠姓氏于首。但诸家之说有未安者，管蠡所及，随加辨正，则著案字以别之。
瑞安孙氏诒让《札迻》校管五十条，悉采入。
明花斋本《管子评注》及近人刘师培（《国粹学报》刊有《札记》一卷）、章炳麟（有《管子剩义》一卷）、梁启超（《中国六大政治家》内《管子》一卷）各说，亦有选录。
吾湘治管书者，近亦多有。如同邑曾文正公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校《管》数十条，率精善，皆录入。又湘阴畏友郭氏大痴素观本著，批注颇多，并录其先德养知先生（嵩焘）《读管笔记》于书眉，几全采用，称郭云、小郭云以别之。长沙黄氏巩有《管子编注》六卷，多所删节移改。友人罗氏焌，间有善言，均择尤入注。及门谭甥戒甫方在武汉授诸子学，亦纂有《管子斠注》一书，云未脱稿，俟后增入（戒甫谨案：十年来违难在外，旧业几毁。而息师音容遽邈，弥增惭怍。兹乘遗著写定之便，略具一得之愚，随文移录）。
郭大痴《叙录》内容如下：
管子书自司马迁作列传，刘向叙别录，并定著为道家言。班固要删刘歆《七略》备汉艺文，发目类合黄老，无异说也。隋书识经籍，独出而入之法。张守节传七略亦云党阮孝绪七录之误欤。其书论治要，主因循，所谓缘地利、承天指、顺人心，而反民性，反复惟发，不离其宗，而开章明义，务张四维，雅同儒术。至说桓公侈靡为国，此视晏子以当年莫殚，累世莫究，刺讥孔氏者又何以殊焉！夫孔子问礼老聃，而庄生喜摭阙里遗闻以自矜重，儒道条流，非甚悬绝也。然而各名其家，儒任先，道任后，所从由者固异。司马谈《论旨要》，盖详乎言之。孝绪承魏晋清言余习，专以居简行俭名道，疑莫能明，下意变易旧次，斯抑宜矣。
今详管子自明任法为治，大抵严绳官吏尔。故曰：“君生法，大夫守法，民法于法。”法盖生于因循。彼大夫僭夺其因而失所守，民迷谬其循而失所法，道固且为天下裂也。当势积重极变之终穷，利用其几，法乃以生，变起微末，持道于未隐，潜消患气，法乃得守，道之自神其翕张如是焉尔！凡甚辞推大，信赏必罚，皆明末流蔽，短有必至，岂用天下于裂之本术然哉？暨乎全国于道，且婴视四邻，诡弄诸股掌，时颇类近纵横，则尤深于用机者焉。唐宋后仍袭阮录，靡或发正，盖古诸子术业湮晦久矣。苏辙、叶适并极论管书兴于战国，朱子亦云例推黄帝、伊尹、太公，殆莫不类然。战国处士虽多横议，顾好深湛之思，尚友古人，自张私说，非托古自诡，援古自坚其术而已。是故为《管子》书者，缘不死子纠于难，讫力匡天下，于是上功下死之说生焉。缘敚伯氏邑三百，没齿不怨，而易牙寺人貂并与同列。害不及国，讫称桓公垂死于乱，于是《明法》椵狗之说生焉。缘三归官事不摄，于是侈靡之说生焉。缘继绝，存三亡国，于是视人国如吾国之说生焉。缘纠合诸侯不以兵车，正而不谲，于是张四维之说生焉。根据本事内求信言之由立，不同妄作。班书叙《艺文》兼详有列传事，靡足证发其言无当知人论世之大，此观言者宜所致审也。吕不韦、淮南王剽略道说，托大自吒，仅得退次子杂征吕、刘事行无一类道，足明其说非根心以生，斯其术决非深造自得，足备可观之列，尤立言之宜加详者已。管书于事行既验合迹像所旁通，复本其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虽正于命矢下而实疌用其齐。推见至隐，发明归趣于《白心》《心术》。使未有见天地之纯，奚识微论精默与夷吾有契若是深者？特辞苦艰蹇难读，寄意至远，每虚构鄙事，张设浅薄，言为况谓之辞，颇可吒笑。时亦自以谊奥衍，恐未尽晓白，多傍本辞，专篇作解，比诸韩非之传，墨经之说，转类孔子《十翼》附《易》以行，复近接齐桓之殁，远擥阔不相闻之先施，苟本指足可证发，悉比属而沟合之，尤不免为浅见寡闻者所疑。然闳识博闻如迁、向之伦，咸未加讥非，岂其悬解有昧裁择，不能无俟后贤追发兹覆耶？刘向参校中外书，省除复重，或辞意错互，不尽无出入，未敢过有偏废。今管书所发，一曰云者，向兼众本为两行之说也。读人失审，以为本书定著之始，取广异闻，观他事辞两差舛分篇散见者，颇有所谓广异，殆其是欤！至一篇之中骈出赘附，疑难援比，刘校为众本所祖，已不胜迷惑，况重以宋明传刻窜变，欲复睹见其真，难之难哉！魏晋宗尚庄列，堑画管书同诸出分，故绝无笺说。唐艺文存尹知章注目，而世传房玄龄注以注《管》特名，晁公武取证杜佑指要叙以谓浅陋，恐非房注，或曰尹知章也。自弟录指要，仅散附通典，存其一二，复不该备，学人讫病文句罕可求通。明赵用贤继接刘绩，依据宋本定校，号为精审，犹时沿讹，未及是正，又特著录宋张嵲后跋所谓宋本，党巨山绍兴己未写本耶？巨山自言改正讹谬，则窜意变旧，恐滋蔽失，然明于文字通假，亦允为善通古读者。《四库目》推用贤本，在近代犹善。刘绩补注，循文衍义，未足相代。绩补注虽未经见，而用贤推服为多所发明，刺取杂所自发正，列诸简端，冠按以别之，微惜其不载宋本，是特袪抉旧注违失而已。用贤盖依绩注例以通其义，依巨山读例以正其文，兼于本书舛牾，深致慎焉，所得疑独多也。今代黄丕烈得宋杨忱本矜炫其右，赵本误失，每赖以纠，然讹夺失次，不胜可摘，字体尤诡变乖正，未为尽善。王念孙博考群书，稽核用贤本，备采孙星衍记录宋本异文，用相补除。并时洪颐煊与共商榷，又别成义证，其业益显。自是以来，治管书者未少衰歇，得失差出，说亦日歧。通详众本，张刻专辄，杨刻芜累，同出宋世，精善实稀。星衍所藏，无从覆按，较量二刻，未审孰优？今之所行杨本，沿谬尚丁宋先，传写失正，终为近古，此可据为主本者也。赵本择善，宜从节取，庶资匡益，亦杜僭妄，参而存焉可也。诸家校引，非目及睹，虽过废之，奚关大要？杂识主赵定校，比验用贤本例，推举绩说，或牵率用贤本未加按别之辞，亦混同为一，别标刘本，而文句竟复同赵，于所本主，犹尚疏阔，他诸泛及，奚云足征？详慎如念孙无征若此，况在余子，抑奚能信？窃以诸舍杨赵二刻，别诩创获，皆未敢过取也。湘乡颜君息盦既依杨忱定写，乃从比决异同之说。审验义类之归，可谓能集大成者矣。而微意所存，在推管书空言而致之世用，沛乎胥给，斯尤为能规其大也。弟录为《管子校释》既竟，举授大痴，俾得与校字之列。往者先养知先生读管，取湖北崇文局本为之评点，圈规其植谊之情，点规其得事之要，颇加按语，为明术业消息之微，治乱升降之大，于颜君微意，多有发焉。其后重记注王氏杂识，俞氏平议于简上下，亦时续加按语，辄自察名别于王、俞二录，多详文句偏傍之离合，亦足参伍校释也。尽随文笺附，上赞盛业。大痴鄙见，偶有窥测，复效刍尧之献，备裁择，因综揭管书大纲曲目之全，悬待质正焉。於乎！管书者，传夷吾之精意者也。意精微而难识，于是有益言、有损言，假诸物以为之揭著直寓焉尔。庄生所为糟魄视之，而戒毋传其溢辞，谓此类也。朱子、叶适诸儒先，各疏别管书僻谬，戒溢辞之传而已。传其溢，无以见道之絜静，校释乃注记近今负海政俗景状，夷吾所为治于中国，殆均糟魄视焉。而夷吾之精，固未始不于此乎是寄。不言糟魄，无以得精所自挹，即无以究道之博通，意自于宋儒先互相发也。敢敬告颜氏校释者，循以会心管书之微，无负先生谆谆之雅焉。彼哇哇东郭者，倘亦收声息喙，不为争噬哉！乙丑秋七月朔，湘阴郭大痴叙录[4]
在《管子》正文之后，李肖聃《管子校释跋》云：
管氏书据《史记正义》引《七略》，固列法家。班氏志《艺文》改入道家，《隋书·经籍志》仍录于法。今考其《内业》《弟子职》，纯乎儒言；《明法》《法禁》《重令》则本于法；《白心》《心术》原出乎道；而《七法》《霸言》诸篇，又旁及于兵。盖英霸之略，贯通众流，雄思郁于海上，运量弥夫宙合，非一术所能赅也。前世注《管》，自尹知章、刘绩、张嵲、赵用贤稍有疏明，清王念孙、洪颐煊、戴望、俞樾、孙诒让，下逮章炳麟、梁启超，咸能挥阐厥谊，而湘阴郭侍郎嵩焘《读管札记》，证发尤多。息盦先生综核群家，撰为校释，期于章劲齐之盛业，发敬仲之深谋，间益新知，冀施有政。书成以质吾友罗焌庶丹，及侍郎仲子焯莹子燮。庶丹语余：颜髯老而好学，沈思绝伦。子燮则称其审检谊类，能规其大。先生因取是稿写成藏家，今十年矣。予读《管子》，冣录先生所注，玮词环指，粗得理明，因劝先生刊行此书，附二郭父子校语简首，备学者广观而得焉。昔子燮深讥王氏苛定条例，强绳古书，事邻嫥轧。予寻子燮按词，颇好言文字省、假，心所未浃，于先说亦不曲循，文既颇涉艰深，字复破碎，至不可辨，览者不能无恨也。而先生所释则语意显明，时俗易晓，厥谊未憭，宁阙弗详，盖其治学之慎如此。至先生行业，别详予所制《珍涟文集叙》中，今不复述云。李肖聃跋
颜昌峣《管子校释》在《管子》篇文中每句下有解释，首先解释句子的含义，其次解释文字之含义，主要参考尹知章注本、杨忱本、赵用贤本等诸多典籍，引用诸多古书以解释《管子》。颜昌峣（1868—1944），又名息庵，号可铸。湖南涟源人。1927年后，先后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教授。194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