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伟成《管子通释》
支伟成《管子通释》，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之部》，主要是管子研究介绍，下篇是《解释之部》，是《管子》的内容。
上篇《研究之部》，首先是《管子学说研究大纲》部分。本部分从“法理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地质学”“军事学”方面进行研究。
其次为《管子之救时政策》部分。作者从“三民主义”“地方自治”“国际联盟”“振兴水利”“尊法重令破阀”方面进行论说。
其次为《管子略传》部分。作者说：“管子事迹，具见《左传》《国语》及《管子》书中《大匡》《霸形》诸篇，其行事次第可按而考，盖周庄王时人也。约在民国纪元前二千六百年，西历纪元前七百年左右。《史记·管晏列传》记《管子》之身世、学说，及为政大纲，言简而意赅；后之作者，无以加焉！摘录如次。”后摘录出自《史记·管晏列传》的内容。
其次为《管子之沿革》部分。作者说：“《管子》旧书，凡三百八十九篇，汉刘向校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嗣是相传，纪于历代史籍，爰撷录之，以考其沿革。”著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的《管子》图书文献。
其次为《管子之考证略述》，主要内容是：
《管子》一书，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均倡言为管仲所作。后之学者，常举疑义，辨之甚众。伪作之处，诚不能免。兹折衷古今诸说，就其大端而略述之，聊资考证，至必欲指定某篇为真，某篇为伪，是在学者自得之焉。
管子政纪之纲，简明易行。《牧民》之篇，要言宏旨，历世无弊，洵得治国之道，当为管子之言。
《白心》《心术》等篇，未免影附道家。管子生于老子之前百余年，或未能阐言详尽，然道家远宗黄帝，管子学有本原，安知其神理所至，不与后之老子相协哉？
《大匡》《霸形》诸篇，决为后人所追叙，然其说似粉饰以夸功矣。
《海王》《山国》《国蓄》诸篇，琐屑而多术，盖为桑孔之徒，见《乘马》《轻重》诸篇之名存而言灭，因以附会成文也。
《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斫隐语以为怪，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使果出于管子则亦谬为之以欺世，殆权术之施于文字间耳，非管子之情也。
《立政》篇、《法法》篇及《立政九败解》多排斥“寝兵”“兼爱”之说，是系反对墨子远在管子以后，疑为伪托。
《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年代不符。又称毛嫱、西施，则距管子死后将一百七十年矣。
《形势解》言“五伯”，《七臣七主》篇言“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亦均管子以后事，决为伪作。
《内业》篇似以后儒家之心理学，《弟子职》似曲礼，亦有可疑。
《法法》《明法》《禁藏》诸篇，所论之法治主义，发挥甚尽，非管子时代所能发生，或又以为法家者流启自管子，故能言之详备也。
以上诸端，大抵以学说思想之系统，及事实时代之先后，有不相符，遂有疑义也。至于文字文体，亦可作证。盖上古文体简奥，《管子》多长篇大论，且各篇之文体各不相同，可决其非一人之笔，一时之书焉。
其次为《参考书举要》，著者说：
古今评注《管子》者甚多，以房玄龄（或谓尹知章）、刘绩、朱大复、赵用贤、黄震最著且详。其关于训诂校勘者，则以下列诸家之书为佳：
《管子义证》清洪颐煊撰
《管子杂志》清王念孙撰
《管子校正》清戴望撰
《删定管子》清方苞撰
《管子札迻》清孙诒让撰
《管子平议》清俞樾撰
《管子余义》章太炎撰
《管子纂诂》，日本安井衡撰
下篇《解释之部》，收录《管子》二十四卷七十六篇。著者在现存的七十六篇中，对原文加标点，附注释。以卷一第一篇为例，标为“管子之研究卷一”，下为本卷第一篇，篇名序号“牧民第一”，下为章节小标题“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六亲五法”。《管子》正文句后，做出解释。有的是对一句话的解释，有的是对个别文字的解释。
支伟成（1899—1929），民国学者，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人。先后肄业于上海省立商业学校及大同大学，师从蒋维乔，获文学学士学位。清史馆协修。1925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主任。1928—1929年，受江苏省长兼督军韩国钧聘，主纂《吴王张士诚载记》，正编脱稿而卒。有《清代朴学大师列传》。[5]
支伟成的《墨子综释》于1925年在泰东书局出版，全书包括“研究之部”“解释之部”上、下两篇。其中，上篇的“墨书考证”“墨家论理学”以及下篇“经”“说”“取”之解释部分，颇多涉及逻辑理论与逻辑史的问题。支伟成的《楚辞之研究》有1923年泰东书局本。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之部”，下篇为“解释之部”，加标点，附注释，作品包括屈原赋二十五篇。
支伟成的《墨子综释》《楚辞之研究》的研究方式、典籍结构与《管子通释》接近，可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