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补注》
《四库全书总目》经过多次修订，于乾隆四十六年完成。题永瑢撰，总其成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法家类著录赵用贤《管子》、刘绩《管子补注》提要。
刘绩《管子补注》在《四库全书》中属于子部法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在法家类有《小序》，对法家源流特征进行评价：
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欤。至于凝㠓所编（和凝、和㠓父子相继撰《疑狱集》）阐明疑狱，桂吴所录（桂万荣、吴讷相续撰《棠阴比事》）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于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
《四库全书总目》刘绩本《管子补注》所用底本为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总目》对刘绩本作提要，内容如下：
《管子补注》二十四卷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已著录。管子旧注颇为疏略，故宋张嵲跋其后曰：“《管子》书多古字，如‘专’作‘抟’，‘忒’作‘貣’，‘宥’作‘侑’，‘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大匡》载召忽语曰：‘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注乃谓召忽呼管仲为兄。曰‘泽命不渝’，注乃以为恩泽之命，不可遍举。”黄震《日抄》亦曰：“《管子》注释最多抵牾，《四伤》之篇，误名《百匿》，而以《四伤》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其后方之图，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参对以夜虚为句，守静人物自为句，乃以人物则皇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听候人物也。’《幼官》五图以‘形生理’为句，而中央之注，独以‘形生’属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后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为匿是’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乃释云‘可以分与财者，贤人也’。《立政》之章曰‘道涂无行禽’，指人言之，谓其为能行之禽耳，乃释云‘无禽兽之行’。《版法》篇云‘悦在施爱有众在废私’，今因阙文，而云‘悦在施有众在废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绩本之以作是注，故于旧解颇有匡正，皆附于原注之后，以“绩按”别之。虽其循文诠解，于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惬，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案：明有两刘绩，一为山阴人，字孟熙，《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于绩名下，注江夏人，则为字用熙者无疑。坊刻或题曰宋刘绩，误也。
四库馆臣缮写《四库全书》各本时，对底本加以修订，许多四库本较底本为优，已经为研究所证实。如《〈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一文，全面对比四库本《明史》和通行本，证明四库本文字上有润色，内容有补充，更为完备[1]；《四库底本新发现》的作者，目验各种四库底本，证明《四库全书》在抄写前审核工作极为细致[2]；《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证明，四库馆臣修订底本时做了“累累批改”[3]。《四库全书》补充各本资料，其文献和史料价值得到重视，相关论著还有很多。[4]因为四库馆臣校勘古籍与通常的校勘学家在指导思想与方法上有很大不同。一般的校勘学家多选定一个底本（往往是宋本或较早的本子），校各本异同，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底本的原貌。若不能恢复底本的原貌，则仅罗列各本异同，所下断语坚持有版本根据，并辅以大量的证据。校勘学家校定的古籍固然精良，但阅读起来往往有很大的障碍。四库馆臣校书则与之相反，若有版本依据，自然会精心采择。若无版本依据，往往会用本校、他校和理校的方法，扫除阅读的障碍。[5]笔者做《管子》版本研究时，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补注》和底本做了比对，发现四库本补充了内容，校订了文字，版本亦较底本为优，使四库本《管子补注》成为比较完备的本子。[6]
《四库全书》本《管子补注》，以编修励守谦家藏本为底本，《四库采进书目》曰：“《管子》，二十四卷，管仲著，六本。”郭沫若《管子集校》云，明刻刘绩《管子补注》尚有一明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盖出于刘绩《管子补注》刻本，对“原刻错误处时有改正”[7]，但不是四库本《管子补注》的底本。根据《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四十九，《四库全书》中《管子补注》所据底本为刊本，这符合《四库全书》在选用底本时多用刊本的原则。以陆贻典校本为底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藏书号896），与文渊阁四库本《管子补注》做比较，可以发现四库馆臣在缮录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他们将明刻刘绩《管子补注》与朱长春《管子榷》全文进行比对，考察两本之优劣，择朱本正确者，缮录于四库本《管子补注》中，朱本刊印本中的讹误，四库本《管子补注》没有采用。四库馆臣还参考了《国语》和《左传》，作为校对《管子补注》的参考。四库本补充底本诸多文字，修订错讹之用字，内容较底本完备，成为《管子补注》系统中最好的版本。至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所载修订之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价值就现在看来，主要是为我们解读四库馆臣考订《管子补注》的方法和思路提供了线索。
从四库本《管子补注》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其一，四库馆臣将所采《管子》版本，取其最早或最有代表性者，抄入《四库全书》之中，余者或收入《四库存目》中，或者不录。《四库采进书目》中《管子》，以《管子补注》为最早，根据傅增湘考订，当是明“弘治”刊本。此本在赵用贤本之前，版本中有许多文字可以订补赵本的不足，有多条注解为赵本所无，可以帮助理解《管子》原文。《四库全书总目》云：“虽其循文诠解，于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惬，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朱长春《管子榷》本主要出自明刻赵用贤本，虽然稍有修订，但是不及刘绩本和赵本价值大，所以仅收入《四库存目》中。
其二，四库馆臣对于缮录的《四库全书》底本进行了认真校改，使四库本《管子补注》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文字上有其优长，但此本脱漏内容较多，文字上的讹误亦复不少。四库本增补刘绩本之脱文，删减衍文，文字不同者，如刘绩本为是，则不改，取朱长春本之长，补刘绩本之不足，并参之以《国语》《左传》诸书，既保存底本之特长，又补充底本之不足，可以与明刻赵用贤本并行矣。
其三，证明了四库馆臣的学术实力。四库馆臣多为一时之硕儒，众多学者合集体之智慧，修订四库全书，其优势为一般学者所难以达到。四库馆臣在缮录《管子补注》的时候，没有见到宋本，但是，校勘、修订之后的文字多与南宋浙本合，证明了四库馆臣的学术功底，亦证明他们在编纂、校对和誉录《管子补注》时，是认真仔细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