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刻本特征
南宋浙本《管子》八十六篇，共分八部分，“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八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轻重”十九篇，全书内阙十篇，阙者仅列篇名。
此本较好地保存了《管子》古本的风貌，用字多古字古义。如“埽除不洁（絜）”（《心术》），“絜”即“潔”字。宋翔凤云：“《说文》无‘潔’字，作‘絜’为正。”[4]“是谓宽乎刑”（《白心》），“刑”，明刻刘绩本、赵用贤本均作“形”[5]，郭沫若云：“当以作‘刑’为是，上文所言均关于兵事，故以宽刑承之。”[6]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形”多写作“刑”，宋本《管子》“形”亦多作“刑”。银雀山汉简《王兵》，与《管子》之《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相关，根据学者研究，《王兵》写成于战国年间，宋本《管子》与《王兵》用字多有相合，足证其古奥。此外，宋本《管子》还有比较多的古字假借，如“莫知其泽（澤）之”（《形势》），“澤”，刘本、赵本均作“釋”，王念孙曰：“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又“其功逆天者天围（圉）之”（《形势》），“圉”，刘本、赵本作“違”，王念孙曰：“宋本‘違’作‘圉’，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圉’，犹‘圍’之通作‘違’。”
宋本因避讳而有阙笔。避宋代始祖“玄朗”讳，“六会诸侯，令曰：以尔壤生物共玄官”（《幼官》），同篇“尚之于玄官，听于三公”，“玄”，作“玄”。避祖“敬”讳，“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四称》），“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立政》），上两“敬”字，浙刻本均作“
”。避“竟”，“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参患》），上两“竟”，浙刻本作“
”，但“竟”非完全避讳，如《枢言》篇中“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三“竟”字不阙笔。避宋太祖之父“弘殷”讳，“以为殷主”（《宙合》），“殷”作“殷”。避宋太祖讳，“此谓匡其急”（《五辅》），“一匡天下”（《封禅》），“匡主之过”（《明法解》），及篇名《大匡》《中匡》《小匡》，“匡”均作“匡”。避仁宗讳，“为人妻者，劝勉以贞（貞）”（《五辅》），“貞”作“
”[7]。南宋浙本系翻刻北宋杨忱序庆历四年刻本，庆历本避讳到仁宗，南宋绍兴本避讳主要依照原书。
浙本还有改字，如“虎”改作“武”：“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武豹之皮。”（《揆度》）“武”是因避讳而改的字。任林圃按曰：“唐高祖祖名虎，故唐人讳‘虎’为武。此在刘绩本正文及《注》皆作‘武’，在杨忱本则正文作‘武’，《注》作‘虎’。作‘虎’者乃唐以后人所回改。”[8]则《管子》书中因回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字。
南宋浙本有俗字。“以教卒练士击驱（
）众白徒”（《七法》），“
”，正字当作“敺”，《龙龛手鉴·文部》曰：“
，俗。正作敺。”“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法法》），注曰：“国不作奇怪（恠），则严肃而无杂，俗有常礼，士皆公议”（《法法》），注中“恠”同“怪”。《玉篇·心部》说“恠”是“怪”的俗字，《正字通·心部》亦曰：“恠，俗怪字。”“水者，地之血气，如筋（筋）脉之通流者也”（《水地》），“筋”是“筋”的俗字，《玉篇·竹部》曰：“筋，俗筋字。”“古之王者，其君丰（豊），其臣教”（《小问》），注曰：“君豊臣教，则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正文和注中的两“豊”字，是“豐”的俗字。《玉篇·丰部》曰：“豐，大也。俗作豊。”“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捿）也”（《轻重甲》），“接”是“棲”的俗字。《龙龛手鉴·手部》曰：“接，正作棲。”此外，浙刻本还有其他用字特点，如“圖”作“啚”：“此居啚，方中”（《幼官》），注曰：“此立时之政，管氏别五其啚，谓之方啚，而土位居中”，上三“啚”字，刘绩本、赵用贤本均作“圖”，两字可以通用。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八：“诏定古文官书，‘圖’‘啚’二形同。”俞正燮《癸巳存稿·省堂寺碑跋》：“‘圖’字作‘啚’。”“糶”作“粜”：“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治国》）“糴”作“籴”：“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八观》），注曰：“赋重则粟贱，故人远行而粜之，或远人来籴也。”
南宋浙本《管子》之后，《管子》比较重要的刊本是明初刘绩《管子补注》本，刘本是在宋本之后较早的版本。刘绩本与南宋浙本内容差异比较大，脱漏语句也比较多，宋本可以为之补充文字上的疏漏，以下二十六句是宋本例子，括号内文字为宋本之笺疏文字：
1.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策可以设，无形可以寻，所向皆无，故不可以成功也）。（《兵法》）
2.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大匡》）
3.吾君惕，其智多诲（智多则可试诲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鲍叔曰。（《大匡》）
4.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诸侯兵之不足，当引其事之阙者以告齐，齐当发卒以助之也）。（《大匡》）
5.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屠何，东胡之先也），而骑寇始服（北狄以骑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小匡》）
6.动作胜之。（《霸言》）
7.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
8.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问》）
9.后利之，则战之自胜者也（交刃接兵，必卒丧刃折，货财空耗，虽未被敌胜，先已自胜）。（《参患》）
10.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参患》）
11.乘则坚者
（所乘虽脆，却为坚者，则以士卒脆弱故）。（《制分》）
12.民足于产。（《君臣上》）
13.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四称》）
14.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诛，且固事之，无得入同其恶也）。（《侈靡》）
15.败成（数变易，则事繁而无功，故曰败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为漏情。（《侈靡》）
16.不择人而予之，谓之好人。（《侈靡》）
17.（静，谋也）节时于政，与时往矣（凡为节度，当合于时，所施政教，与时俱往）。不动以为道。（《侈靡》）
18.（厚，谓过于寒热。冬有极寒，夏有极热。夏有极热，冬有极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谓冬夏至也，当知二至之寒热也）。（《侈靡》）
19.周、郑之礼移矣（礼移则俗变也）。（《侈靡》）
20.（宫中之乐，所以悦体安性，故不禁御之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任法》）
21.能止乎？能已乎？（谓正而求诸己也）。（《内业》）
22.政有急缓。（《七臣七主》）
23.（凡此皆冬作）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禁藏》）
24.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形势解》）
25.必顾其累，择行。（《形势解》）
26.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臣乘马》）
上二十六句，刘绩本无，浙刻本可作补充。南宋浙本也是赵用贤本刊刻时重要的参考依据，明刻赵本就是在浙刻本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
南宋浙本在文字上能够订正刘绩本和赵用贤本用字的讹误，有些用字刘绩本、赵本均为讹误，唯有南宋浙本为正确者。如“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乘马》），“大”，刘绩本、赵用贤本均作“太”，以浙本为是。王念孙曰：“‘太’当为‘大’。‘大山’与下‘广川’相对为文，无取于‘太山’也。”“民之兴善也如化”（《宙合》），“化”，刘本、赵本均作“此”，以浙本为是。王念孙曰：“‘如此’当从宋本作‘如化’。《吕氏春秋·怀宠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9]“臣下堕而不忠”（《形势解》），“堕”，刘绩本、赵用贤本均作“随”，以浙本为是。王念孙曰：“‘随’当依宋本作‘堕’，‘堕’与‘惰’同，言怠惰而不尽其力也。上文云臣下‘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正与此文相对。”[10]
浙刻本《管子》刻印精审，是难得的佳本。清代学者陆贻典校对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时，就是依据的这个本子。此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可以参阅。陆氏历经二十余日，依照浙本将刘绩本认真校对两遍，认为南宋浙本较明刻刘绩本为长，题跋曰：“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可谓有感而发。南宋浙刻本在明清时期，可能是因为藏书家过分珍惜，学者难以见到。光绪年间张瑛影抄浙本《管子》，属抱芳阁书坊覆刻；民国初年《四部丛刊》以南宋浙刻本为底本影印，此本成为研究《管子》不可或缺的版本；2004年北京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亦影印浙本。南宋浙刻本的传本如下：
上述三种传本，以中华再造善本《管子》质量最高，因为张瑛影抄有摹写的讹误，《四部丛刊》本有在修饰过程中产生的讹误。[11]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管子校注》，底本依据南宋浙江刻本，又修正浙本明显的讹误，补充浙本内容之不足，吸收刘绩《管子补注》之长，与浙本有比较大的不同，刻印比较精审，但在刻印过程中有时有同音同义字代替的现象。
南宋绍兴年间具杨忱《序》的浙江刻本，是现今保存的最早的《管子》刻本。此本经过诸位藏书家之手，现庋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本避讳，从赵氏宗室的远祖到宋仁宗，与杨忱庆历四年《管子序》时间相吻合，证明庆历年间《管子》曾经刊刻。用字更多保存古字古义，颇有古本风貌。内容上能够补充明初刘绩本的不足，文字上能够订正刘本和赵本的讹误，对赵本的刊印具有重大影响。清代学者陆贻典对浙本评价甚高，并用以校对明刻刘绩本。南宋浙本刻印精审，作为研究的底本颇为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