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人撒了许多“网”后，他想自己也来一“网”，结果网到一条来自远方的“鱼”
1984年，均瑶三兄弟或在通往财富的蜿蜒崎岖的小道疾行，或站在起点上眺望。
跟那些“猴子”相比他们还太年轻，甚至说太小了。老大王均瑶刚十八岁，到金乡打拼刚三四年；王均金十五岁，刚沿着大哥的脚步到了金乡，王均豪才十二岁，还在读书。
谁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会成为浙江首富，成为最大的“猴子”，包括他们自己。
他们生长在金乡区大渔镇渔岙村，那里三面环山，南面临海。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两千多口人，靠打鱼为生。父亲为养活一家七口疲于奔命地劳作着，打鱼回来，连伸一下腰的时间都不给自己，转过身就上山打猪草。尽管如此，他们还时常饥寒交迫。
在王均豪的记忆里，小时候一见白米饭两眼就会冒绿光。平时他们吃的是有霉的、腐烂的、被虫子盗空的红薯丝。每次煮前，妈妈都要用簸箕簸簸，把里边的泥土、虫子和虫卵簸出去。红薯羹煮好后有点儿像土豆泥，味儿却极其难闻，猪都不吃。没有下饭的菜，妈妈给他们哥仨每人一块糖。他们把糖放在嘴里嗍一下就拿出来，吃几口红薯羹，吃不下去时再把糖放嘴里嗍一下。一顿饭吃完了，那颗糖还剩半块，收起来留下顿饭嗍。
父亲打来的海鲜只要能卖的都卖了，实在卖不掉的才自己吃。他们能吃的大多是钓螃蟹用的带鱼肉。那肉在海水中浸泡了十几个小时，味儿寡淡，有的被螃蟹吃掉了一半，但却是他们能吃到的最好的海鲜。除此之外，还有卖不掉的红壳蟹。
他们三兄弟都是孩子王，分属不同年龄段。他们的爷爷是说书的，也许有这遗传基因，他们哥仨都很会讲故事，讲起薛仁贵征西什么的眉飞色舞，小伙伴都特爱听。有时，他们给小伙伴讲故事，小伙伴帮他们拔猪草。他们有一个姨妈在金乡，姨妈家的表哥是放电影的。王均瑶跟表哥去放过一次电影，回来就在孩子中卖电影票，一分钱一张。他在几块玻璃片上画了一些小人儿或动物，用手电筒投到墙上，边讲边换片。
有一天，他们哥仨发现渔船回港后，饭锅上留有锅巴。打鱼是个力气活儿，不能吃红薯丝，要吃米饭。渔民在船上煮饭火候掌握不好，锅底留有厚厚的锅巴，也许没空刮，随着饭锅便留在了船上。对吃红薯丝的孩子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他们谁也没告诉。每当有渔船回港，他们哥仨就会溜上船，一艘接一艘地搜锅巴。锅巴不仅远比红薯丝好吃，还扛饿。不像红薯丝吃了不大一会儿，肚子又咕咕叫了。
一天，他们在船上找到一瓶白糖，这犹如在沙漠发现一块金子，他们用闪着绿光的眼睛相互对视一下，这东西怎么处理？要不要拿回去？父亲告诫过他们：“做人要用巴掌摸摸胸口，要对得住良心。”这要是拿了，算不算对不住良心？这算捡还是算偷？
“糖瓶子要是锁在柜里，把柜撬开拿走那算是偷，放在外边拿了，这不能算偷，算捡。”
“糖瓶子在地上算捡，它在人家的船上，那还是算偷。”
“糖瓶子在他的船上拿了算偷，那我们刮人家的锅巴不也算偷了？这不算偷，算捡!”
最后，三兄弟达成了共识，这算捡不算偷。算捡那就可以分享，于是每人一口地吃了些。
剩下的怎么办？这糖瓶子怎么拿回去？就算是捡的，要是给人看见也会被误认为是偷的。哥仨又讨论一番，最后决定找个桶，把糖瓶子放在桶底下，上面用沙子埋上抬回去。碰到人就说家里要炒蚕豆。村里人炒蚕豆都用沙子炒，先把沙子放进锅里炒热，再把蚕豆放进去，用沙子的热把蚕豆炒熟。
糖瓶子拿回家怎么办？父母知道了会以为是偷的。把它藏起来，不让父母看见。夏天，一家人睡在地板上，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这白糖怎么吃？他们找来两个凳子，在上边搭两根竹竿，把床单搭上去，他们钻进去，把糖瓶子拿出来，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地吃。忽然一阵海风把床单和竹竿刮到了地上，父母发现他们兄弟仨捧着个糖瓶子。
“这是怎么回事？”父母把糖瓶子夺了过去。(https://www.daowen.com)
“在船上捡的。”
“哪艘船？”
“那么多船停在那儿，谁搞得清。”
白糖被没收了，还好没惩罚他们。
王均瑶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村子，去金乡打工了。金乡的家庭作坊多如麻，有搞印刷的，还有制作标牌和徽章的。他们早期的推销模式是寄信，搞一本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名录，按照上面地址撒网似的寄信和样品。
王均瑶最初是帮人家写信封和寄信，他想自己为何不撒它一“网”，八分钱一张邮票，一分钱一个信封，撒一网要投百八十封信，要十块八块的。对王均瑶来说，这不是小钱，他知道不论做什么都要有成本。他撒了一网，竟收到一封回函，约他去重庆面谈。他既欢喜又纠结，重庆那么遥远，谈不成还要白搭几十块的路费，可要是谈成了呢，不就赚一把了？最后，他决定冒一次险，谈不成也没什么，他还没坐过汽车和火车，没去过城市，就当去玩一趟。
王均瑶在重庆第一次揽回一笔生意，尝到做生意的甜头。
[1] 作家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中的恶霸地主，“周扒皮”为让长工多干些活，半夜三更起来学鸡叫，让长工早点儿上工。
[2] 鸡毛换糖是指在物资匮缺的年代，小商小贩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的鸡毛等废品，从中获得微利。
[3] “文革”时流行的一种服装款式，正反面都能穿。
[4] 有人说，在上海人眼里，上海之外都是乡下。
[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6] 当时人民币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还有五分、二分和一分，加起来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7]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人公，她是恶霸地主南霸天的丫头，不堪忍受压迫与欺凌，一次次地反抗逃跑，一次次地被抓回遭到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