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不好吗？”陈定模问乡亲。
“不好，出工一窝蜂，干活瞎糊弄，出工不出力，地能种好吗？产量能上去吗？”
陈定模对此是清楚的。1979年，平阳县委派他带工作组进驻腾蛟区[4]去刹“单干风”，把春耕生产搞上去。腾蛟是数学家苏步青的家乡。“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这是家乡留给苏步青的记忆。这时，腾蛟早已失去这诗情画意，几万农民陷于穷困之中。
陈定模领着工作组到带溪乡调查，见农民住房简陋破旧，缺吃少穿，却宁可让田荒着，也不去种。浙南农民向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定模跟农民接触多了，他们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下地种田，第一锄头给政府[5]，第二锄头给干部[6]，第三锄头给‘五保户’，第四锄头才归自己。我不种地没饭吃，政府、干部、‘五保户’也没得吃，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话太反动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怕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进牢房。可是，说这种话的人却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工人叫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大家都“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点钟”。
怎么样才能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
“地让自己种，谁种归谁，饿死不怨政府！”农民说。
农民要自己种，县里要工作组刹住“单干风”。陈定模夜里睡不着觉，上级的任务像窗外浓重的山影压在心头。如刹住“单干风”，地就荒了，农民没饭吃，政府没税收，干部没收入，“五保户”没法生存。“民以食为天”，有“食”才是“饭”，没“食”就是“反”。没饭吃，百姓要造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要不是老百姓没饭吃，怎能跟党闹革命？革命的初衷不就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宗旨不能忘。
最后，陈定模答应让农民按“谁种归谁”的办法试试，不过要悄悄做，不能张扬。
“谁种归谁”不就是包田到户，不就是上级要他刹的“单干风”吗？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为吃饱饭，冒坐牢风险，以“托孤”方式签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农民搞单干为的是吃上饭，陈定模为什么？一旦被发现，小则撤职罢官，大则坐牢。
带溪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晨，天没亮，鸡没叫，农民就下地了；夜色把田地淹没，农民点上煤油灯，挂在牛犄角上，继续耕作。远远望去，田野灯火摇曳，像一群群萤火虫。那一年，带溪乡粮食大获丰收，农民终于吃饱了饭。
带溪乡的奇迹可不可以再炮制一次？难，那时陈定模是工作组长，现在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驻在钱库。不违农时，春耕时节眼看就要过去，再拖下去钱库农民要挨饿了。陈定模只好蹚着似水的夜色跑去找担任工作组长的县委副书记。
“书记，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怕是当不好这个区委书记兼区长了，县里还是换人好了。”
此话亦真亦假，陈定模在基层供销社干了几十年，四年前才调进县委机关，不要说主政一个区，连主政一个乡的经验都没有。
在陈定模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的第一天就有人巴不得他夹包滚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源于他头顶上的乌纱帽，他若不来，区委副书记、副区长都有机会扶正，下边的乡委书记和乡长也有机会提上来。他的空降堵了他们“进步”的路，何况他书记、区长一肩挑，一人占两个正科指标。
“换人？你这个区委书记是温州地委批准的，哪能说换就换？钱库是温州地区有名的贫困区，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组织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是对你的信任。”
“可是，你们工作组在这里，我没法放开手脚干……工作组能不能撤回去，让我试干一年？”
“工作组可以撤回去。小陈啊，你还年轻，没吃过政治运动的苦头，千万要注意，要按照上级指示办事，千万别犯政治错误。你这人胆子太大，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要在过去早被打成右派了。”
陈定模在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当科长时，做过四十一场理论讲座，一次谈到“单干风”时，他说：“单干不过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汽车司机的劳动算不算是单干？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要集体来把方向盘才算是社会主义？”这在机关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给县委副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县委副书记早就想撤，工作组一进村百姓就躲起来，搞得他们十分被动。
工作组撤走的当晚，陈定模主持召开区委会，讨论春耕生产问题。会议是在天主教堂开的。钱库区公所没有办公场所，借用天主堂办公。周一到周六，教堂归区公所办公，进进出出的跟天主和圣母玛利亚没关系；周日区公所休息，神父布道，教徒做弥撒，唱赞美诗。
天主堂的区委会气氛不同寻常，委员像读报似的表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省委、地委和县委的精神，一定要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刹住单干歪风……”
官话、套话、废话、空话像烟雾飘浮在空中。
“把社员个人育的种子倒掉了，如果地撂荒了，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办？”陈定模问。
“可是允许单干，社员吃饱了，我们就犯错误了。”
“‘平阳逃荒要饭’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刹‘包产到户’歪风是上面要求的。”
“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是相信会过上好日子。革命胜利了，山河依旧，百姓依然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会怎么想？”陈定模又问一句。
宁左勿右，保全自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许多干部得到了“锻炼”，变“聪明”了，听话了，哪怕明知是错的，也要执行，明哲保身，为自己上道保险。会议进行到下半夜，茶淡了，早乏味了，倒掉重沏；水喝光了，再烧一壶；厕所跑了一趟又一趟，续杯再饮。烟吸得太多了，烟雾缭绕，那种辛辣搞得眼睛都睁不开了。(https://www.daowen.com)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陈定模清楚，过三年五载，他就会离开钱库，没人再追问“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可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这样明哲保身，不为人民谋幸福，不为百姓负责，还能称得上“人民的公仆”吗？
“按照上级要求，有些生产队肯定是搞不上去的。能不能扩大自留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春耕生产上不去，他有责任。其他领导也有责任，哪个领导没有分管的公社。
陈定模说：“每年开春，我们钱库都有人逃荒要饭，遇到灾年还要变相卖儿卖女，作为钱库的干部难道不问心有愧？我们必须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今年只能增产，不准减产，不准丢荒一亩耕田，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不管哪种方式都可以尝试。”
几天后，区委在钱库电影院召开为期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陈定模做春耕生产总动员，他从生产关系讲到生产力水平，从生产方式讲到存在的问题。
台下先是鸦雀无声，许多人睁大眼睛，张开嘴巴，愣愣地望着台上的陈定模，继而嗡嗡声一片，台下的脑袋前后左右晃动起来，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个家伙从哪儿钻出来的？他也太敢说了，太他妈的“反动”了！
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不得不一次次拍桌子，让会场静下来。
陈定模勉强讲完，接下来是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讨论。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家伙却说，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不适应当下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种地积极性。”
“前几天，县委工作组要我们狠刹‘分田单干’，把社员家培育的秧苗没收倒掉；现在陈书记却说只要能解放生产力，让农民吃上饭，吃饱饭，什么生产方式都可以试试，我们到底听谁的？倒掉的秧苗怎么办，谁来赔偿？”
“陈书记是县委宣传部下来的，有理论水平，没准中央又有新精神，所以他才敢这样讲。”
“按陈书记说的去做会不会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错了谁负责？”
讨论没有统一思想，该想不通的仍然想不通，该畏惧的仍然畏惧，该疑惑的仍然疑惑。不过，谁不想把生产搞上去，谁愿意让老百姓吃不上饭，让他们拖儿带女去讨饭？
最后，在会议总结时，陈定模说：“谁说集体劳动就是社会主义，单干就不是？吃饭走路都是个人行为，你能说是资本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是看广大农民是不是拥护，四是看生产力是不是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得到提高。如果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农民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样贫穷的社会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哪个公社荒两亩地，公社书记撤职，并追究区分管领导责任；哪个生产大队荒一亩地，大队书记撤职，并追究公社分管领导责任。总之一句话，只要能把田种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采取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大家放心，上面要是怪罪下来，我陈定模担着，你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笔记本记下来……”
陈定模这一举动产生巨大震动，有人举双手拥护，有人表面赞同暗地里反对，还有人把检举材料一份接一份地寄出去，寄往县委、市委。
听说金处村有个单干“钉子户”，他从没加入过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1956年以来，他坚持单干二十五年。不管谁去动员，也不管怎么动员，他就是坚持单干。他说，“土改”分给他的土地就是他的，地契上有人民政府的大印，上面写着由他自由支配。
这个人太典型了，陈定模派人把黄家林请过来。那是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满面沧桑的农民。
“你为什么要单干？”陈定模问。
“集体劳动我搞不来的。他们出工不出力，我干活给他们占便宜，我不干。”
“你搞单干，群众不批斗你吗？”
“他们批斗就批斗嘛，我又没偷没抢没做贼，不怕害羞的。”
每次运动来，黄家林都是单干典型，挨批斗，被捆绑起来，挂着牌子游街，关进牛棚不让回家。专案组说：“你只要表态不再单干，我们就放你回家。” 黄家林却宁死也不讲。要斗就斗，要关就关，反正土地是不交的，人民公社也是不加入的。那块地没肥可施，渐渐变得贫瘠，他就下半夜跑到钱库下边的一条阴沟把那里的水挑去浇地，有时候还偷偷跑出去淘粪。
“老黄啊，这次政府允许你单干了，回去好好干吧。”
“好的好的，”他抬起头来望着陈定模，两眼闪动着泪花，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感激，抑或是兴奋，“只要给我自己种就好。”
这个朴实、本分的农民只想自己种地，种好自己的地。在他的眼里土地是命根子，命根子要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钱库区很多乡都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用陈定模的话说，那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闹春耕”，仅仅五天他们就插完了早稻。那年夏天钱库区上缴的征购粮达到了九百三十八万斤，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平阳县领导大为吃惊，这个年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的钱库区，怎么在陈定模上任半年后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有人说，别看他陈定模蹦跶得欢，干不到一年就得夹包滚蛋。有多少人因单干被处理掉了？他这么明目张胆，逃脱得掉吗？陈定模也有点儿提心吊胆，犹如乌纱帽拎在手上，随时交上走人。1982年年初，中央下发了第一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陈定模才长舒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