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财富之母。”怎么才能让土地生出财富？
陈定模到任不久，县政府决定将宜山区的沿江、龙江、湖前、白沙四个乡划归龙港镇。一个月后，又将海城乡划归龙港。龙港镇下有五个乡，辖区大了，人口多了，经费却没有。陈定模来之前，县里拨的六千元开办费犹如三伏天杯子里的水，没喝几口就没了。
有人要打报告跟县里要，陈定模却派人到河底高村借来三千元，以解燃眉之急。借钱毕竟是权宜之计，哪能“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镇政府又不是企业，没有产值，没有利润，拿什么还？这三千元用完后怎么办？继续借？谁来还？要是借不到呢？难道镇政府就停摆了吗？
“灵溪事件”犹如不散的幽灵，在苍南徘徊着，萦绕着。这股势力不可小觑，他们生怕灵溪被僭越，怕失去县治地位。龙港建设成为敏感问题，谁也不想刺激那股势力。
“龙港建设靠什么？”陈定模寄希望群策群力，能找到更好的点子。
镇干部都恨不得一天就建成罗马，讨论起来有热情，有激情，甚至有豪情，有时通宵达旦。不过，他们书读得不多，有的小学毕业，有的读过初中但没读到毕业，学历最高的就是镇长陈萃元。
“我们这些小不拉叽的镇委书记、镇长没有什么本事。我们是‘挑鲜’干部。‘挑鲜’就是把海鲜挑到菜市场去卖。县里怎么说，我们回来怎么卖。县里传达的也是中央的东西。中央一号文件讲得很清楚，农民可以到城镇去务工经商。”在采访时，陈萃元略有几分激动地说。
镇机关讨论了几天，大家还是难以绕过“拨款”这个坎儿。
“当下龙港什么都缺，没人，没钱，也没物。我认为在人、财、物这三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就形不成城镇，有人就有办法，没有企业也可以有企业，没有钱也可以有钱。龙港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陈定模说。
“在那个会议上，我说龙港镇第一要人，第二要人，第三要人。”陈萃元回忆说。
看来在这点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陈定模和陈萃元两个脾气都比较硬，陈萃元也是很有主见的。”在采访时，刘晓骅说。
书记与镇长犹如夫妻，往往要一刚一柔，一强一弱，两个都很强势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至少是陈定模说了算。”刘晓骅补充说。
陈定模说：“按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我们要动员农民进城集资建设龙港，走出‘人民城镇人民建’‘谁出钱，谁受益’的新路子。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圈地运动，把失地农民赶到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城市人口密集，推进了繁荣。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动员农民进城，不仅有利于龙港建设，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商品生产和专业分工。”
有人若有所思，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有人想，陈定模不愧为“陈铁嘴”。
陈定模又提起《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接着，陈定模讲了一个故事。上海南京东路板块还很萧条时，犹太人欧斯?爱?哈同吃进了大批土地，接着投入六十万两银子，用名贵的铁藜木铺设路面，导致南京东路两边房价暴涨十倍多，那里成为上海滩最繁华的黄金地段。然后，哈同以年租金五万两银子把一块地皮租给了永安公司建百货大楼。合同租期为三十年，哈同可获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合同期满还可坐拥那幢大楼。
陈定模想把龙港的那些渔村、滩涂和荒地变成像南京东路那样的黄金地段？这怎么可能？哈同如果没有那六十万两银子，不可能把南京东路铺成铁藜木路，那里的房价会上涨吗？绝对不会的。我们龙港当下缺的不就是这“六十万两银子”吗？没这笔钱那就没有马路，没有桥梁，没有上下水，没有商场，没有学校、医院、影剧院，也没有公园和绿地，只是一个拥有九个小渔村的大村子而已，谁会来呢？
这就像乡村的手压井，你得有一瓢水，把它灌到压井里，才能把井里的水压出来，压多少都没问题。你要没有那一瓢水呢？别说一担，连一瓢也别想压出来。龙港上哪儿去找那“一瓢水”？
“土地可不可以作为商品，让它生出钱来？”陈定模说。
“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那是高压线，谁敢去碰？”有人说。(https://www.daowen.com)
“不行，不行，不行，我在港区修了五条路，为道路用土地，1983年11月份我到省农业厅批了五亩地，那是最高限。”陈林光说。
江滨路、龙翔路、龙跃路、镇前路和海港路都是陈林光修的。确切地说那不是五条路，而是五段路，有的因拆迁问题没解决还没修通。陈林光嘴上说“不行”，心里却对这位文化不高、个子不高的书记有了几分敬佩，他善于学习和琢磨，思路比较清晰，有点子，胆子大，说干就干，毫不拖泥带水。
拥有“财富之母”，财富会像韭菜似的不顾一切地从泥土钻出来吗？不会的，还要有阳光雨露和适宜温度，东北气温零下三四十度肯定是不行的。
陈定模想，土地不能买卖，能不能租赁？土地是国家的，单位和个人也不能无偿使用啊。他要为“财富之母”寻找催产素。讨论后，陈定模又寻找理论依据，这是他在县委宣传部任理论科科长时养成的习惯。
《政治经济学辞典》对“地租”一词的解释是“土地所有者凭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土地归国家所有，镇政府属于基层国家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代表国家收取地租？
马克思说过，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一切形式的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增值自己的形式。马克思认为，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
级差地租！陈定模太喜欢这个词了。《政治经济学辞典》解释说：“级差地租是根据土地的优劣等级相应的收取地租，建立的基础是对土地的私营垄断。”作为县经济中心，可不可以根据地段不同收取不同的地租？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普遍形式，没讲过是否适合社会主义。
用资本主义地租的普遍形式，套用到社会主义是否合适，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不要说龙港镇，哪怕苍南县，甚至温州市也不见得有人说得清楚。市、县机关干部会有多少研读过《资本论》？估计是寥寥无几，不妨冒一下险。
陈定模又查宪法，读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他当即感到沮丧，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路又给堵住了。
县长刘晓骅说过：“碰到红灯绕道走，变通、变通就是把本来不通的变成通的。”苍南县有家生产泥巴棋子的校办工厂，后来转产油田用的气压表，因“出身低微”产品难以打开销路。刘晓骅知道后，让县里投入二十万元，并把这家校办工厂更名为“地方国营苍南仪表厂”，产品销路一下就打开了，没过多久一个厂变成两个厂，年产值高达十来亿元，成为苍南的纳税大户。
变通是有风险的，搞得好是变通；搞不好，搞不对就是违法乱纪，就是玩火自焚。可是，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变通，还有办法吗？没有啊。变通不仅需要智慧，需要知识，需要吃透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还需要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勇于担当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刘晓骅完全可以不去变通，作为县长，那家企业的产品能否打开销路，能否成为纳税大户跟他有关系，不过没到为之冒险，为之顶雷的地步。陈定模也是如此。
陈定模绕了一圈儿又撞上了红灯，还得再绕。土地买卖不行，出租不行，有偿使用呢？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大家的，长期以来，只要是大家的，那就“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白占谁不占”，很多“白占”的土地被撂荒，浪费十分严重。
土地使用需要改革，应该有偿使用。土地有偿使用与土地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理解为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另一种形式？看来红灯还没绕过去。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许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有关土地收费的道全部堵死了。
难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财富之母”就孕育不出财富？土地不能生钱，国家不拨款，这个龙港还怎么建？基础设施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品质。龙港迫在眉睫的是要建两条大街、十条小街，铺设水泥路面就要289.2万元；铺设11200米的排污管道和排水管道要157.84万元；建十三座桥，需要78万元；为三座7200立方米的污水储积池购置抽水机、建泵房需要15万元，总共要540.04万元。这相当于哈同在南京东路的投资。
计划经济下，市政配套设施由国家包揽，龙港走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路，既然市政配套设施国家不能包揽，就得“谁受益，谁出钱”，如此看来收取市政设施配套费是合情合理的。
陈定模到龙港前，县政府转发过《苍南县“二户一体”到两镇落户工作会议纪要》，上边提到“二户一体 ”到灵溪、龙港两镇落户的用房“采取集资联建、购买商品房、租赁房和借地等形式解决。临街营业用房每间应交公共设施费1200元”。
不是不可以收费，关键的是以什么名目收费，看来这下绕过了红灯。
级差地租，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专业术语，要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根据土地的优劣等级相应的收取地租，可不可以按此来收取市政设施配套费？
有什么不可以呢？地段不同市政设施配套也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