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是书记了，该知道吧？
盛夏的钱库像过圣诞节似的，天主堂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
钱库位于苍南县江南平原的中心，早在后汉乾祐年间，吴越王钱弘俶在此设立库司，征收当地茶、盐、棉、绢等税，被称之为“前库”，亦称“钱库”。民国初年，钱库设区。
钱库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区，下辖九个乡，一百四十一个村，人口超过十七万，人均耕地不足四分。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景，老人或女人领着孩子外出讨饭，如遇到灾年，有人把儿女卖到福建或浙南泰顺。
1984年这一天，农民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教堂座无虚席，周边还站有一些人。一纸《苍南县龙港镇总规划图》前围着一群人，他们或默默地专注地看着，或指头像辆客车顺着线条上下左右移动，或交头接耳商议着，高声粗嗓地争论着。
高高的拱顶教堂，五扇拱形玻璃窗绘着《圣经》的故事，五彩斑斓。下边有一白色讲坛，后边是一副高大的十字架，耶稣两手张开，被钉在上边。殉道的耶稣耷拉着脑袋，一脸宁静祥和。
陈定模走上讲台，本来不高的个子似乎又矮了些许，看似疲惫的面孔却精神抖擞。他巡视一下父老乡亲，嘁嘁喳喳的声音顿时消失，下边像一片平静的湖水。(https://www.daowen.com)
“我欢迎大家到龙港买地建房。你们不是老说钱库偏僻耳目不灵吗？到龙港去，那是苍南的经济中心，那里靠着鳌江，四通八达，信息灵通，将来有商场、市场、学校、医院、电影院。龙港的对岸就是百年老镇鳌江。你们不是向往鳌江吗？不是觉得鳌江人了不得吗？不是想过像他们那样的城里生活吗？如今，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龙港这样的集镇落户，你们可以把生意和工厂迁过去，可以花两三千元在龙港买间地皮，然后盖上自己的房子，一楼是商铺，可以开店办厂，二楼三楼自己住。你们的户口可以迁进城镇，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城读书……”
“龙港在哪儿？”一位老汉拿着宣传单，问旁边人。
看样子他不识字，在钱库像他那把年纪不识字的人很多。
“就是方岩下。”有人告诉他。
钱库农民有可能没去过平阳，没去过瑞安，没去过灵溪，很少有人没去过方岩下。
四个月前，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在钱库做过一次动员“猴子”去龙港建一条街的报告。发海报时，有人担心场地过大，要是来个二三十人，会显得冷冷清清；有人却充满信心地说，陈书记讲话老百姓爱听，起码也能来几百人。陈定模讲话确实很有感染力和煽动力，老百姓爱听他的报告是信任他，当年他顶着压力为老百姓办过几件实事，实实在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我们过去没饭吃跑去找你，你帮我们借地瓜干。我们问你，‘定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说你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区委书记了，说了算了，不能还不知道吧？” 那是1981年，陈家堡的乡亲听说陈定模当上区委书记跑来找他。
他的心被戳痛了，战栗了，颤抖了。小时候，他跟母亲去福鼎逃过荒，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望着跟自己一起长大的，或看着自己长大的乡亲，不知说什么好了。过去他在供销社工作，可以说不知道，现在是父母官了，不能再说不知道了。
可是，他知道吗？不知道啊。
他十六岁离开陈家堡，十九岁离开钱库，在外转悠二十多年。四十二岁突然被任命为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觉。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年的孩子变成了大人，大人变成老人，老人许多不见了，活下来的都弯腰、弓背、拄拐棍了。可是，钱库的街还是过去的街，房子也是过去的房子。过去看着不错的，现在已经破败；过去破旧的，不是倒塌了就是岌岌可危，似乎一阵小风就刮倒。
有权可以改变一切，没权只能被改变。陈定模有了权，有了改变家乡的机会，他能做出哪些改变？几年后离任时，如果乡亲的日子依然如故，家乡除了衰败之外没有别的改变，怎么对得起祖宗？告老还有脸还乡吗？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吃饱饭？”陈定模问。
“把田分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种！”
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绝境。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74.67元，月均仅6.22元[3]，这笔钱如何让农民养家糊口？1980年8月，六盘山下麦浪翻滚，该开镰收割了，宁夏固原县什字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却停工了。他们要求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不同意，地委也就不同意；地委不同意，县委也就不同意。农民说，干了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农民与自治区、地委、县委杠上了。此事震惊党中央，连总书记都赶了过去。
“固原事件”刚过去几个月，陈定模有多大腾挪空间？他有权为民做主么？没有。浙江省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温州是“除了马路没修，其他都修了”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他刚上任，温州地委副书记就带工作队进驻了宜山区，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进驻了钱库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刹“包产到户”的歪风。
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织布纺纱、捕鱼摸虾、种菜种瓜，统统都是。
钱库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文革”时被取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起来。工作组又要“封三机”。为刹住“包产到户”歪风，工作组挨家挨户搜查，发现育种的，强行拔掉。
在采访时，陈家堡村民陈长许说：“我们分田已有三五次了，陈家堡分田到户比小岗村要早十多年，我们在1966、1967年就分了，那还是‘文革’时期。不光我们村分了，平阳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生产队都分了。田分给农民后，产量翻两番都不止，过去在生产队干三天的活儿，分田后半天就干完了。插秧三五天就插完了，生产队时要一个月。生产队时亩产量也就两百多斤，分田后要七八百斤，八九百斤，一千斤的都有。生产队种的地瓜永远也长不大，自己种时一个地瓜好几斤。分田后，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五六年后政策又来了，又集体了。1973、1974年，遭了灾，我们都饿肚子了，要饭的多的是，满街走，把女孩带到山上去，换一百斤、两百斤地瓜干。1979年过后，我们这里又分田到户了，粮食又吃不完了……”
陈定模来之前，他们又集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