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鬼”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鳌江人骂的那句“江南鬼”，让方建森记了一辈子。
他是方岩村人，住在方岩下。他跟李其铁同岁，他们犹如在同一节列车的两位旅客，李其铁小学毕业，他也毕业了；李其铁放弃了读书，他也放弃了。不同的是李其铁是父亲不让读，他是没父亲；李其铁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他的父亲是方岩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父亲是“土改”时入的党，那时他还没出生。
方建森的父亲出身贫苦，不识字。他对党绝对忠诚，工作随叫随到，忙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那时当村支书没有报酬，没有补贴，父亲动不动就要去乡里开会，领任务。生产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每到分粮时，挣工分多的人家拿着斗来收米，方建森的母亲却拎着斗去借米。
1962年，修桥墩水库，宜山区派父亲带领全区的民工去了。指挥施工时，父亲被拖拉机压伤，抬回了家。区里给了三十元医疗费，正赶上家里揭不开锅，母亲用那笔钱买了红薯。一块钱八斤，买了二百多斤。家里九口半人，七个孩子，三女四男，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很能吃。方建森排行老五，下有一弟一妹。他还有一个奶奶，父亲跟伯伯共同赡养，算作家里半口人。
红薯吃没了，父亲突然动脉大出血，没钱治。关键的还不是钱的问题，父亲当了十二年支书，几十块钱总还是借得到的。关键是江南岸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不论什么病都得到江北去看。没来得及抢救父亲就走了，那年父亲才四十五岁。方建森刚八岁，在家的男孩属他年纪大，弟弟四岁。他有一个妹妹刚刚一岁。大姐十六岁就嫁人，换回一百来斤地瓜丝。大姐嫁到了山区，那里偏僻、落后、贫困。几十年过去，提起这些往事大姐还抑制不住地抹眼泪。
村里照顾他家，给母亲安排一份工作——去学校做饭，每月给八块钱的工钱。母亲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天不亮就赶到学校烧饭。方建森很懂事儿，跟母亲去，帮着挑水洗菜。
方建森小学毕业就回生产队挣工分了，那年十四岁。生产队让他放牛，他嫌放牛的工分低，就挑着担子去捡猪粪。猪粪卖给生产队一斤一分钱。江南养猪的多，却没猪粪可捡。鳌江的城里人不种地，没人捡猪粪。方建森就跟小伙伴去鳌江拾粪，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拾七八十斤，运气差也能拾四五十斤。
过江捡粪要凌晨两三点钟起床，赶头班船过江，到对岸天差不多也就放亮了。晚上赶四五点钟的船回来，那时间段人少。往返的船票六分钱，相当于六斤猪粪。方建森天天来回跑，跟开船的也就混熟了。开船的知道他家很穷，也就不说啥了。
“你把这么臭的粪挑子放在这干嘛？”开船的不说啥，坐船的不干了。
“挑远一点！”有人厌恶地说。
方建森也不介意，挑远点就挑远点，他们要骂就骂两句好了，谁让自己挑着那酸溜溜、臭烘洪的猪粪搭乘这一班船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龙港方岩村内河码头，现已填河造房，成为龙港的商业中心(https://www.daowen.com)
“江南鬼！”鳌江的会这样鄙夷地喊他。
那大多是年纪相仿的孩子，大人也就是翻翻白眼，嫌弃地躲远些，不会跟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拾粪孩子过不去。
方建森十六七岁就不再去鳌江拾粪了。因为到对岸拾猪粪的孩子越来越多，粪不好拾了。有几次，眼看太阳要落山，该回去了，粪筐里只有一筐底的粪，连坐船的钱都没赚出来。他们就动了歪心思——去偷粪。偷谁的？个人的不行，生产队的也不行，抓住要挨打。偷部队的，解放军是不会打人的。
鳌江驻扎着一支部队，有一个养猪场。趁饲养员不注意，方建森和小伙伴翻进猪栏。猪见了手持铁锹的陌生人就嚎叫了起来，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差点要落荒而逃。想想被抓着也比赚不到钱、看着家人饿肚子强。于是，他们仓皇往筐里装粪，然后翻过猪栏而逃。进时粪筐是空的，比较容易；翻出时粪筐装满了猪粪，沉沉的，搞得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是猪粪。可是，他们高兴啊，不管怎么说有钱赚了。
第二次偷粪时，方建森就被抓住了。他回生产队下地干活了。开头那三年，方建森为同工不同酬而憋气，干同样的话儿，人家挣七八个工分，他挣四个工分，相当于“半价”。不过，方建森没放弃，坚持干了下来。见没把方建森挤对走，生产队长又给他降到三个工分。方建森没办法，只得接受这不公平待遇。那年，他去桥墩水库工地干了四十天，总共才挣一百五十六个工分，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不够。
十九岁时，方建森成为一把好手，农活儿干得不仅比别人多，比别人快，还比别人好，一天可挣七个半工分；二十岁时，他挣十个工分；二十四岁时，他当了记工员，第二天干什么，是插秧、割稻还是撒肥，社员都不用问队长，问他就行了，乡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军师。二十三岁时，方建森当选为生产队长，带领全队十八个壮劳力，六个半拉子[2]。
方建森年轻，脑袋灵活，思想解放，搞科学种田，过去冬季田地抛荒，他当队长后带领社员种油菜。稻谷一毛钱一斤，一百斤卖十块钱，油菜籽五毛多一斤，一百斤能卖五十多块钱，种一亩收二百多斤油菜籽，可卖一百多块钱，这等于一亩多产出一百多块钱。过去在生产队干一天挣一块三毛钱，好的队能挣一块八毛钱。方建森当队长的第二年，他们生产队一个工涨到两块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
三年后，方建森入了党，当上生产大队长，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是宜山区最年轻的生产大队长。
“建森啊，你好好干，将来接大队书记的班。你老爸工作认真，对党忠诚，做了很多贡献，你要向他学习。”公社领导跟他说。
“我一定好好干，为我老爸争口气。”
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就不能带领全大队社员共同富裕，方建森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去夜校读书，学初中课程。
方建森已不奢望进城，不奢望过鳌江人那样的日子，只要方岩生产大队的日子比其他地方过得好也就行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龙港镇成立了，方岩下居然成为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