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怕嘛，枪打翘头鸟，可是我已飞了，他们是打不着的
4月6日一早，陈定模接到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今天到龙港视察。
陈定模赶到码头时，雾锁鳌江，船似剪影，对岸朦朦胧胧。他很不放心，在码头周围又检查一遍。他没来得及换衣服，穿的是平日穿的那件草绿色军上衣，蓝裤子和黑皮鞋，看上去不像镇委书记，反而像位退役老兵。在龙港工作的这两年来，陈定模苍老许多，额头多了几道皱纹，头上多了几缕白发。再过三年，他就五十周岁了。家人都劝他别这么搏命了，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大孙子都两周岁了，还折腾个啥？
万里两年前就想到温州视察，从北京到上海后感到身体不适，温州又不通飞机和火车，公路也很难走，只好作罢。温州市委听说后，派人赶到上海向万里汇报，还带去了温州各区县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的资料与录像。万里听取汇报后，指示温州市委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闯出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
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试验区，万里和郝建秀想到温州视察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发展情况。温州市委推荐四个地点——乐清县柳市镇、苍南县龙港镇、瑞安县塘下镇和永嘉县桥头镇。
4月6日上午10点钟，白发皤然、穿着长款过膝蓝风衣的万里和穿着米色风衣系着丝巾的郝建秀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渡过鳌江，踏上龙港的土地。已恭候在码头的陈定模疾步迎上前去。
在陈定模的陪同下，万里等领导步行到离码头不远的龙翔路，这是一年前竣工的三千零八十五米长、二十四米宽的水泥路。两年前，龙翔路还是延绵起伏的防洪堤塘，两侧到处是坟冢白骨，一片荒凉，建镇后铲平防洪堤，修建了这条具有标志性的街路。这成为龙港的黄金地段，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有中百商场、烟酒公司、五交化贸易中心、中西药大楼，以及金属、化工、建材、农资等公司。这一地段地价最高，前段时间拍出的“地王”——杨恩柱他们的七层楼就这条路上。
这时，跟龙翔路相交的六百八十米长、二十四米宽的龙跃路也热闹起来，有了影剧院、新华书店和书摊。年初，作家叶永烈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新城平地拔起，突兀于我的眼前！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楼、宾馆、商场、剧院都是新建的，就连厕所也都是用水泥钢筋新造的。街道宽二十四米，按大城市的规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统一规划，显得格外整齐。一排排落地长窗，很有气派。”
见路边堆着许多木材、玻璃、石板，万里问身边的陈定模，这些建材都放在外边吗？
“是的，总理。几十个施工队，上百个施工工地，建设速度很快，建材需求量很大，所以造成大量建材没处放，只得堆放在外边。”陈定模解释。
万里见街边有家杂货店，走了进去。他一打听店主是来自宜山的农民，做再生布赚到了钱，来龙港投资建房，安家落户。万里像遇到安徽老乡似的跟他们聊起来。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改变了农民唱着凤阳花鼓逃荒讨饭的命运。在三年前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对苍南县宜山区农民利用再生纤维发展家庭工业大为赞赏。万里的肯定犹如一缕晨曦洒落在灰蒙蒙的温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温州一直是反面典型，“文革”期间，温州被王洪文视为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粉碎“四人帮”后，温州又成为“一打三反”的重点，被“五地下”（包括地下施工队、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等）、“八大王事件”搞得灰头土脑，狼狈不堪。
万里问店主建这么一间房子花了多少钱，办哪些手续。店主的老婆一一回答后，万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他们的房子。这是一间四层楼，厨房和卫生间齐全，下边开店，上边住人。见苍南的农民不仅进了城，还拥有这么好的房子，万里十分开心。
接着，万里、郝建秀走进镇政府办公楼。在四楼的会议室，万里一行听取陈定模的汇报。
万里听得仔细，边听边问，不时打断陈定模，问现在老百姓有哪些顾虑？对我们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
“你要给我讲实话。”万里充满期待地说。
万里要他讲真话，市里告诫他不要乱讲，该听谁的？陈定模犹豫了。他想，万里副总理下来视察不就是要了解民情，听到真话吗？不讲真话，对得起年已七旬的万里副总理吗？不跟党中央说真话，还是共产党员吗？可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会让在场的市、县领导不爽，甚至难堪。得罪顶头上司还会有自己好果子吃吗？
陈定模想了想，今天豁出去了，“总理啊，基层改革很难，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个别人在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最后谁也不想干了……”
两年来，调查组一拨拨下来，这拨查完没几天，下拨又来了，审查账本、批件、准建证、合同、建房名册……不知翻了多少遍，镇机关干部被叫过去一遍遍询问，哪还有心情工作？
前些日子，县纪委把副镇长谢成河和他老婆传了过去，把他们夫妻俩分开，让他们分别交代问题。
“谁送钱给我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啊？我要是把人家钱拿来了，你就给我开除了！”他们问来问去，把老谢问火了，气愤地说道。
“别急啊，你就说说镇政府办公楼的指标吧。”
建镇政府办公楼，县里没拨经费，只批了二十万立方米的木材、五十吨水泥的指标，镇政府筹集了十一万元钱。在镇长办公会上，主管镇政府办公楼建设的谢成河提出买十万立方米的杉木、十万立方米的松木。松木做办公桌椅和卷柜，杉木用于基建。他这一提议得到通过。
他跟宜山家具厂说：“我给你十万立方米木材指标，你给我打办公桌椅，卖我便宜点儿。”
建镇政府办公楼时，那里有条河，河上没有桥，建筑材料运不过去，老谢就用杉木搭了一座桥。建龙港第二小学校时，要把电线从斗门那边的变电所拉过去，老谢就把剩下的杉木做了电线杆。
“你是问木材吧？你自己去数吧，我搭那座桥用了多少杉木，从变电所到二小用了多少电线杆。”(https://www.daowen.com)
幸亏镇机关干部大多数是老谢这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被工作组查了一次又一次还那么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一次次调查影响了龙港速度。镇机关只有二十三位干部，许多人兼有多职，一人干两三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除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接待参观考察团，每天少则三五拨，多则十几拨，最多的一天十九拨。
陈定模说罢，会议室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当地领导解释说，“我们查的是违法乱纪，不是城镇建设。”
万里问陈定模，全国人大出台了《土地法》，你认为土地归县里好，归乡里好，还是归村里好？
陈定模略思索一下说，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问题，没有很好思考过。按照我的个人看法，土地应该归村里。
万里问，为什么？
陈定模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官。乡干部在一个乡干几年就要走，对土地不会珍惜。对村里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应该归村集体。
万里又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小学生。”
万里、郝建秀在镇政府门前跟大家合影之后，上车赶往平阳县，从平阳去瑞安。
“陈书记，你那话讲得不好啊。你讲过后，领导的脸都青了。”章圣望担心地说。
“哎呀，老章你不要怕嘛。枪打翘头鸟，可是我已飞了，他们是打不着的。”陈定模不在意地说。
新华社记者采访陈定模时问：“都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别人都怕，你为什么不怕？”
陈定模说，我这个鸟啊已经飞得很高了，超出他们的射程。他看得到我，却打不中我。他们要搞我，得到中央去搞我。在县里和市里是办不到了，想不让我在龙港干下去，想把我处理掉，没那么容易。
万里回去不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带一班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龙港。
张广友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贫困小山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毕业后，在新华社做过三十年记者。“文革”末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被波及，在这一逆境下万里与张广友结识。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张广友跟随万里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采写了一百多篇报道，倾力为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
“张总编，你们那篇报道可把我害惨了。”见到张广友，陈定模就直言不讳地说道。
“哎呀，实在抱歉！我们的报道不慎重，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们虽然征地手续不够完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在集镇建设上进行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探索，《农民日报》应该为之鼓与呼。为弥补过失，我们要对龙港进行重点报道。”
后来，《农民日报》不仅为龙港做了一整版的报道，还与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联合主办了一场农村改革大讨论，其中有“如何看待龙港这样的农村小城镇的兴起”。称龙港为中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闯出了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路子”。
温州市市委书记董朝才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企业，他想看看狡猾的温州人究竟是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谁知三个月后，他却改变了对温州的印象和原有的想法，他说了一句：“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离任后，董朝才回顾在温州工作时说：“回顾我在温州工作五年的历程，我深深感到，坚持改革试验，既艰难，又有风险……我可以说是在争议中坚持工作，在工作中忍受争议。 ”
何止是董朝才这位市委书记，陈定模这位镇委书记不也如此吗？
[1] 焦裕禄在兰考县治洪水、控流沙时，下属劝他不必亲临一线调研，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