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984年11月，陈定模突然接到县里通知，要他立即赶赴温州，向袁芳烈汇报违法卖地和毁田建房等问题。
袁芳烈何许人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1981年年初，中央领导督促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的乱象。8月，省委任命袁芳烈为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要他在短时间内解决温州从所有制到领导班子、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
袁芳烈是带着对温州的成见履新的。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袁芳烈成为“资本主义泛滥”地区的掌舵人后，他很快就发现温州问题缘于经济，缘于百姓吃饭的问题，于是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袁芳烈履新的第四个月，温州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两户大会”[1]。他在大会上宣布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
1984年温州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财政家底也翻了一番。
上午八九点钟，陈定模恓惶地走进温州市委办公楼。作为乡镇干部跟副省级领导汇报工作，他吓也吓死了。说是汇报，谁知会怎么样，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秘书把他领进袁芳烈的办公室。办公桌旁坐着一位山东大汉，穿着中山装，头发有点花白，一道平缓的波浪向后和向右梳着，长方形脸上有道抬头纹，左低右高，像舒缓的“S”，一对短粗的眉毛下是一副方形眼镜。
“小陈，你们是怎么搞的？”没有寒暄过渡，袁芳烈板着脸问了一句。
陈定模诚惶诚恐地讲述了龙港建设没列入计划，没有国家拨款，镇政府成立后，县政府只拨了六千元开办费。讲他在马克思《资本论》上读到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讲了如何吸引农民进城，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公共设施费的收取，讲了龙港速度……
“袁书记，我是自己要求去龙港的，我想试一试没有政府的投资能不能把它建起来。如果我搞错了，请您处分我，我也算为党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以后不会有人再走歪路；如果走对了，也可以给国家提供一条‘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路子。”
陈定模见袁芳烈认真听着，眉头渐然舒展，目光变得柔和了，脸上浮现笑容，他能言善辩地说道：“我为什么卖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龙港建不起来，为什么地能卖出去？农民可以到龙港落户，二元结构让老百姓失去流动空间，农民成为三等公民，子女读书进不了好学校，招工没份。我想能不能让老百姓用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他们进城定居，成为市民，龙港靠他们建起一个城镇。”
“你接着讲。”袁芳烈爽朗地笑起来。
袁芳烈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民家庭，二十一岁南下浙江，从事农村工作二十多年，对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他是一位锐意改革，富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干部。出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后，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刀阔斧地平反了“八大王”[2]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派系严重、治安混乱、干部群众没有信心的局面；在经济上，倾力推动民营经济，在浙江省首先推行包产到户。
“袁芳烈对龙港也比较支持，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先干起来再说，管他的呢。’” 刘晓骅回忆说。
那段时间，不断有人向市委状告陈定模违法卖地、毁田建房、非法征地的问题，像市人大主任那样强烈要求市委严肃处理陈定模的领导干部也是大有人在的。袁芳烈不处理不行，处理又怕压制改革开放的积极因素。他思考再三，最后派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达炯到龙港调查。
郑达炯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文革”末期从省委办公厅调到温州市委。他不仅有理论水平，对政策的尺度也拿捏得精准到位，对温州改革开放有过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郑达炯深入龙港调研后，向袁芳烈递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上写道：龙港一年用了几年的建设规划用地，有几百亩征地没按程序审批。不过，这是现有的政策法规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不能以此否定龙港速度，不能以此处理陈定模这样的干部。市委、市政府要对陈定模这种锐意改革的基层干部给予支持和鼓励。
郑达炯还对龙港城镇化的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浙江省委办公厅主办的《浙江通讯》。那篇文章刊发后，引起不俗的反响。
陈定模从上午八九点钟汇报到11点40分，袁芳烈仍兴犹未尽：“小陈，你们以深圳为样板是对的，能快就不要慢，况且又没花国家的钱。回去把该补的手续补上，以后不要再给别人以把柄和口实了。”
“书记，我记住了。我的工作有失误，不过我没有私心。”
“你龙港准备搞多大？”袁芳烈问。
“三万人。”(https://www.daowen.com)
“小陈，你胆子不小啊。”袁芳烈惊讶地说。
温州还没有一座居民达到三万的县城。
“你那么多人口，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陈定模也许没想过，也许没反应过来。
“羊毛出在羊身上，谁愿意到龙港来，谁就要自己出资解决城市配套。”袁芳烈认同地说。
几天后，市委常委会讨论对龙港镇和陈定模的处理时，袁芳烈改变以往让其他常委先说，接着集体讨论，他最后总结性发言的程序，还没等其他常委表态，他就开诚布公地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龙港快速发展是好事，不是坏事，陈定模他们创造的“龙港速度”要给予肯定；
第二，龙港用地指标超出年度计划也不能全然视为坏事，这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要帮助龙港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让问题影响龙港的发展；
第三，土地未批先用是个问题，龙港要总结教训，尽快补办手续，下不为例；
第四，要把龙港作为一个小城镇建设的试点，一个农民城建设的试点，要允许基层领导干部在政策上有所变通；
第五，各部门单位对龙港速度要给予支持，要主动帮助龙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碰到问题不要责难，更不要随便扣大帽子。[3]a
其他常委见袁芳烈已经定了调，提出了处理意见，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袁芳烈特意交代市委办公室把他的意见打印下发到各个局办和各区县。在一份有关鳌江和龙港的文件上，他批示：“问题不再查处，而要搞好规划，请市有关部门下去帮助鳌江、龙港两镇搞发展。”
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此事，袁芳烈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明确告诉那些人，龙港是温州市的改革试点，是我市委第一书记亲自抓的。”
在袁芳烈的保护下，陈定模过了一关。
“1985年，袁芳烈见到我说：‘晓骅没事的。不会查你了，没事了。’”刘晓骅回忆说。
[1] 两户，指农村的专业户和重点户。
[2] 1982年初，在个体私营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3] 胡方松、林坚强：《温州模式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