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治”引发轩然大波，惊动中南海
1982年1月23日，全国著名市政专家殷体扬教授回金乡省亲。殷体扬是国家城建总局特约顾问，担任过中国市政学会会长。他看过沿江方案后拍案叫好，苍南县代县长金国仙请殷体扬考察灵溪和沿江[3]等乡镇，让陈君球全程陪同。
1月30日，殷体扬考察过后，应邀在温州市政府礼堂做了一场报告，他对苍南县城选址，从整体结构、经济效益、安全水资源供给、节约良田、环境保护、水陆交通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结论是苍南县治应选在沿江，以港立城，城港共兴。
殷体扬说，新县城的选址要符合全县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县治如设在灵溪，只作为行政中心，势必要在沿江一带另建经济中心。这样头脑在灵溪，身躯在沿江，政治与经济分离两地，政治管理的功能遭到削弱，是严重违反城市结构规划的紧凑布局、合理分区原则。沿江与北岸鳌江镇相对，是苍南县江西片和江南片的经济中心，很容易形成全县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综合性中心。另外，沿江建城，可以充分发挥沿海和沿江的优势，从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可以引进技术和来料加工，弥补本地资源不足。鳌江和沿江分处两岸，依靠鳌江流域航运之利，必能长足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浑然一体，成为一个宏伟的完整的现代化城市。
2月3日，《浙南日报》以“上海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殷体扬教授在我市作城建学术报告”为题给予了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
据《温州晚报》2014年刊发的署名文章回忆[4]：
（1982年）2月6日在一些人的煽动下，部分群众非法夺取了镇广播站，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并封锁了途经灵溪镇的福州至温州的104公路。
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作出关于把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前幕后者都要抓出来、不能不了了之的批示。
温州市委立即组织力量进驻苍南帮助解决。当时确定的市委市府领导有郑嘉顺、张维森、王权等同志，我作为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人也应召参加工作，于2月8日带领公安政法系统人员以及有关部门干部几百号人先到了平阳，经过几天的了解情况和准备工作，于2月12日下午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驻灵溪镇。
龙江选址合影。第一排左起陈君球、胡显钦、殷体扬、于瑞祥，第二排为温州市有关专家(https://www.daowen.com)
当我们派去的工作队人员尚未安顿好，不少人就向我们发起围攻，有的将我们从平阳带去的盘碗全部打翻在地，把我们乘坐的汽车推倒，把公安车上装置的天线折断。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但他们还是听不进。我们的同志也因此被困在驻地办公室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灵溪镇的一些群众组织游行，在一名老人的带领下，游行队伍前面抬着两具棺材，棺材周围写着标语，意思说国务院定下的县治是圣旨，血可以流，人可以牺牲，已经到手的县治决不能变。
我们再三向群众说明县治是不会变的，但带头闹事者必须绳之以法。经过几天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群众情绪稳定下来，那些违规的做法也很快得到制止，大部分群众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但万万想不到在3月3日这一天，当我们准备将一名抓捕到的肇事者押送温州时，一些人却打着犯罪分子是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利用宗族宗派关系，煽动了一些群众，借救人为名，于当日傍晚冲上我们居住在山坡上的县水利局排涝站，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对我们的办公用具和寝室床铺、日常用品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留在山上的市公安局一名同志当即脑部被打成重伤，造成终身残疾。另外一名同志也被打伤。
到了夜晚12时左右，闹事者得知温州方面已组织大批警力进驻灵溪的消息后，逃离了现场。
最后在市、县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将该捕的不法分子都捕到了，分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由于“灵溪事件”，原计划在灵溪召开的苍南县三级干部会议改在矾山镇。会开完了，麻烦来了，江南垟各区、乡、镇干部怎么回去？通常是从矾山乘车到鳌江，乘渡轮过江到方岩下，再坐船回钱库或宜山、金乡。这时，104国道已中断，矾山到鳌江要在中途下车，步行两公里穿过灵溪镇，再乘车到鳌江。在这一敏感时期，四五百名江南干部步行穿灵溪会不会引发冲突？
江南与南港两地本来就有积怨，“灵溪事件”导致了矛盾加剧。江南以平原为主，经济相对发达，南港多为山区，发展相对滞后；江南人说瓯语、蛮话、金乡话，南港讲闽南话，言语不通，却不耽误相互的攻讦与讥诮。县委书记和县长要求江南干部在矾山乘车到马站，绕道回去，这一路线中途要步行十来公里。
“我不同意。这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灵溪是不是苍南县的县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经过灵溪？”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提出异议，他说，“我们钱库区干部从灵溪走，出事我负责！”
最后，钱库的干部走灵溪，四五个小时就回到了钱库；金乡、宜山两区的走马站，绕道走了一天才到家。
县委、县政府为安抚灵溪群众，于1982年3月13日在办公楼还没竣工的情况下，就将县机关迁到灵溪。由于家属宿舍没盖好，机关干部或住办公室，或住单身宿舍，周末回平阳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