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当书记了，我们怎么办？在那儿想晒太阳都没地儿。”
陈定模先去见哥哥。他们兄弟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是东边套，中间是弟弟，然后是哥哥。哥哥的日子不如他和弟弟。陈定模到哥哥家，跟哥哥、嫂子讲去龙港建房的事。
陈定模说罢，哥哥默默地看着他，没作声。
大嫂说，我们的地在陈家堡，去龙港没地种，吃什么？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讲不来他们的话，他们听不懂蛮话，买菜讲个价、街上问路都没办法。我们都去龙港了，祖坟怎么办，爷爷奶奶和老爸的坟谁来守？
南宋淳祐年间，祖先万六一公从福建霞浦县迁至陈家堡已七百多年了。这一家族像株老树，根深叶茂，哪里说走就能走？人熟为宝，陈家堡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周围的人不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就是自己看着他们长大的，知根知底，有安全感。
大嫂的弟媳妇也反对他们去龙港，她对陈定模说：“你在龙港当书记好办，我们在那儿还有个依靠，你不当书记了，我们怎么办？在那人生地不熟的，想晒太阳都没地方。出家容易归家难啊。”
江南冬季屋里阴冷，对苍南农民来说冬天晒太阳是件大事，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哥哥，你不要听她们的，听我的。你们跟着我走会吃香的喝辣的。”
哥哥思索着，眉头紧皱，似乎这个决心难下，又似乎不好当弟弟的面让老婆下不来台。哥哥读过师范学校，嫂子没有文化，他们夫妻俩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感情平平淡淡。不过，孩子却没少生，总共生了十一个孩子。陈定模认为母亲给哥哥成家过早，哥哥1954年就有了孩子。其实，哥哥结婚时已二十五岁，那年代这个年纪的男人早就抱儿子了。
“你们不去，别人怎么会去？没人去的。”陈定模见此，只得实话实说。
“去！”哥哥说。
嫂子贤惠、善良、忠厚、孝顺，从来不跟别人吵架。见哥哥说话了，也就不吱声了。
关键时刻，哥哥又支持了他。父亲去世那年他七岁，哥哥十七岁，小弟两岁，小妹出生才三天，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四个没成年的姐姐。用陈定模的话说，“老的没了牙，小的没长牙。”哥哥还有一年就师范毕业了，只得选择退学，挑起父亲丢下的养家糊口重担。
“定模啊，听说平阳中学扩招了，你能不能考上？”哥哥边割早稻边对十四岁的陈定模说。
“哥哥，我考上又怎么样，咱家供得起吗？”陈定模头也没抬。
他辍学务农已有数月，失学的心早已麻木。他的脸晒黑了，手粗糙了，肌肉也多了。可是，他生得矮小瘦弱，身单力薄，只能给哥哥帮帮手。
“你要是能考上，哥哥就是要饭也给你读！”二十四岁的哥哥说。
哥哥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高大魁梧。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拳师，不仅武艺高强，还擅长正骨。父亲在世时，他们家还算殷实，置办了几亩薄地。父亲要是活着哪会让他和哥哥种地？在这个家里，也许只有哥哥能读懂他，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痛苦，还有失去目标的茫然。哥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哥哥那些师范同学，有的当上了校长，有的进了政府机关，差的也是挣工资的教师，他却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土改”时期，哥哥有机会去当警察，爷爷坚决不同意，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还有哥哥出去了，家里的地就没人种了。于是，哥哥错失了那一机会。
“哥哥，你这话是真是假？”镰刀停下了，陈定模抬头问道。
“真的。”
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平阳是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中学却仅有两所——平阳中学和平阳第二中学。平阳中学在县城，二中在北港水头镇，两所中学都极难考，录取率仅有一比六，陈定模比其他考生少复习好几个月，能考上吗？
“那我今天就不跟你割稻谷了，我回家复习了。”
说罢，陈定模丢下镰刀就往家跑。那块地与家隔着两条河，他到河边跳入水里游了过去。
“怎么回来了？”妈妈问道。
“哥哥说叫我去考中学。”
“考上也没钱读啊。”妈妈看着浑身湿淋淋的儿子，无奈地说。
全家十一口人，靠哥哥种的几亩地勉强维持。父亲去世那年，妈妈把刚出生的小妹送给邻村一户没生育的人家，怕他们待小妹不好，还送给他们0.9亩水田。
天空像沉落水中，渐渐暗了下去，祖屋像粗糙的石块，有着风雨冲洗不去的卑微。爷爷说，它是用财主家牛棚拆下的木料搭建的。“不怕货不好，就怕货比货。”祖屋的门前是江南垟最大财主的宅院，相比之下，祖屋显得更加寒酸委琐，无地自容。不过，房后靠西还有两幢茅草屋，是两户宗亲的，一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把房梁拆下卖掉了；另一户衣食有余。前后左右邻居除几户比较殷实，大多饥寒交迫。
这样的祖屋也不能独家享有，要和祖父的兄弟平分，一间客厅两家共用，陈定模家还分得一个灶间和两个房间，约四十平方米。一间住着祖父母，另一间住着妈妈和他们兄弟姐妹。
屋前有一片晒谷场，还有巴掌大的菜地和一小块堆放稻草的地方。陈定模从那浸透着岁月沧桑和生气沉郁的祖屋走出，拽过一条长凳，平躺上去。从平阳考试回来，他就跟哥哥下地干活儿了。干了一天农活，他感觉筋疲力尽，躺在板凳上舒展一下四肢。
盛夏，陈定模时常睡在外边，以板凳为床。蚊虫多时，他就在周边点燃稻草熏赶一下。从县城回来，他心里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进城的梦。如考上中学，就会在城里读三年书。他对未来既忧虑又期待。
“定模啊，你考上了！”
正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陈定模像受惊的小鸟扑棱一下，坐了起来。
同村的两个同学兴奋地站在板凳旁，他们坐船到方岩下看了平阳中学的录取公示，陈家堡考上五名，有他们俩和陈定模。
“我家没钱，不读了。”(https://www.daowen.com)
欣喜像闪电，转瞬一片黑暗。陈定模进过城，有过美好的向往，说这句话时心里是何等锥痛和绝望。
“读，给你读。”哥哥说。
被生活压榨得喘不上气的哥哥说这句话有多么力不从心，要下多大的狠心？他也许在赌，把家里的未来赌在定模身上。
哥哥跑出去借钱，妈妈把爸爸的一件棉大衣拆了，取出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然后用草木灰漂白，给陈定模做了两件衬衣。没有脸盆，妈妈想起二姐出嫁时陪送一个小铜盆，让陈定模去借回来，妈妈用草木灰擦亮。没有衣箱，去大姐家借个书笼，那是大姐夫读师范时用的，毛竹编的。
陈定模怀着梦想，挑着担子上路了，一头是被子，另一头是书笼，装着仅有的几本书和几件衣物。
那届平阳中学招十一个班，陈定模被分到甲班。学校没有宿舍，一百多学生住在一座破庙里，睡的是上下铺。陈定模没钱买蘸水钢笔尖[11]，用从家带去的毛笔；没钱买纸和本子就找一块木板，毛笔字写上可以擦掉。饭是自己带的米蒸的，菜是咸菜。没带多久家里就没米了，只好带地瓜干。没钱坐船，他就走着上学，三十公里路，快走五小时，慢行六小时。妈妈给他做的一双鞋舍不得穿，放在书包里，光着脚走。快到学校时，到河边洗洗脚再把鞋穿上。有书读的感觉真好，他感到幸运，感到自豪，感到每天都朝梦想靠近。
读到1954年上学期，也就是初一的第二个学期，家里说什么也供不起了。陈定模只好辍学回家。
1955年一天傍晚，在田里劳作一天的陈定模累了，想要睡觉。
“定模啊，乡里招工你去不去？”他的堂兄，也是他的小学老师拿着招工表找上门。
堂兄到钱库镇买东西，看到县里招工告示，要求家庭出身好，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未婚的。堂兄想到了陈定模。
辍学这一年多，陈定模饱尝艰辛。退学那年的春天，家里余粮仅够两个人吃了。这时，哥哥已结婚，母亲决定带着陈定模、弟弟、妹妹去福建逃荒讨饭。小妹本来送给了仙居乡下的一户农家，希望她能吃上饱饭。没想到小妹八岁那年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田埂挖草茎吃，被大哥看见了。大哥跑过去抱起骨瘦如柴的小妹，发现她得了夜盲症，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哥泪流满面，愧疚不已地说：“小妹啊，跟哥哥回家吧，以后没饭吃，哥哥少吃几口，也要把你抚养成人……”小妹哭着死死地抓住大哥，说什么也不松手了。就这样，大哥把小妹抱回了家。
逃荒那天早晨，碧空如洗，亲戚划着两条船送他们去桥墩镇[12]，除他们娘四个之外，还有同村的两位堂舅。船过灵溪不远，天突然阴沉下来，转瞬风雨交加扑了过来，他们一行被浇成落汤鸡。靠岸，找到户农家避雨。这雨似乎成心跟他们过不去，下到天黑还意犹未尽。他们走不了，只得住下。那户人家古道热肠，大厅铺了稻草和竹席让他们过夜。次日早晨天晴，谢过主人，他们划船上路。船到桥墩三十六村上岸，陈定模挑行李在前，弟弟、妹妹跟在小脚的母亲身后。去福建桐山[13]要经枫树湾，山道崎岖而陡峭，狭窄而险恶，有段山道在悬崖之上，稍不小心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到了桐山，在山下祠堂的戏台下安顿下来，陈定模领着弟弟砍柴到城里去卖。砍一天的柴，可换回四斤地瓜，四口人勉强度日。
早稻下来，他们回来了。母亲跟哥哥分了家，哥哥把三亩好地留给母亲，带着四亩薄田另立门户。家虽分开了，陈定模地里的活儿拿不起来时，哥哥还是要过来干的。冬天，家里没了柴烧，陈定模跟着同村人去山区买柴。回来时，他担五十斤的柴走在悬崖峭壁边缘，那真是心惊肉跳，两腿打战。
当农民太苦了，去过鳌江后，陈定模做梦都想离开农村。在三兄弟中，他生得矮小瘦弱。母亲找算命先生给他算过，说他这辈子是“种田田长草，种山番薯赛如枣”。意思是他在平地种不了田，上山种番薯长得比枣还小。母亲为此没少抹眼泪，感叹自己命苦，中年丧夫，养这么个儿子又种不了田，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堂兄掏表来让他填。堂兄说，可以填报公安局、银行、学校和新华书店。他想，自己长得这么瘦小当警察是不合适的；去银行也不行，万一记错账，自己赔不起；当老师又怕学识浅薄，误人子弟；新华书店好，有书读是莫大的幸福。
陈定模被录取了，填报新华书店的只有他一个。在平阳县新华书店培训后，他被派回钱库图书门市部，有了城镇户口，吃上供销粮。他对哥哥心存感激，如不是哥哥让他报考初中，也许就像哥哥那样种一辈子地了。
陈定模每月有二十几块钱的工资，还有二十多斤粮票，家里的生活得以改善。1958年，钱库区撤销，三分之二并入宜山，三分之一分给金乡，陈定模被调到山门区绿矾厂硫铁矿煅烧炉当工人。他在那结识了山门区农技站的胡顺民，两人颇有好感，没等拉开初恋的序幕，她就去支援宁夏建设。两年后，她生病退了回来，他们邂逅后，恋爱结婚。“三年困难时期”[14]日子过得苦了，他和母亲、弟弟经常饿肚子，顾不上照顾哥哥。1961年时，他被调到山门镇供销社，日子好起来，他给哥哥找了一份开机械的工作，不像种地那么辛苦，每月能赚三十多块钱。哥哥很高兴，可好景不长，哥哥只干了半年。
“文革”期间，胡顺民恢复了工作，他们家变成双职工了，陈定模有能力救济哥哥了。哥哥孩子多，四男五女，生活贫困。每逢春耕前，陈定模就请哥哥过来住一个月。他们杀鸡、宰兔、炖猪蹄，给哥哥好好补一下身体，回去好有力气种地。走时，他要准备两麻袋地瓜丝、地瓜粉、芋头和碎粉干，让哥哥担回去。胡顺民在粮店工作，有时粉干碎了卖不掉，处理时她就买些回来。
陈定模还给过哥哥几个日本尿素袋子。“文革”后期，中国从日本进口大量化肥。没想到它给人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化肥，而是化肥袋子。袋子是白色人造棉的，也就是化纤的，印有黑字“日本产”“尿素”“含氮量保证46%以上”“净重40公斤”“╳╳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当时，国内物资匮乏，发的布票远远不够用。
陈定模与胡顺民夫妻照
人们发现尿素袋子的布柔软细腻，还非常结实，把它拆开，染成黑色可以做裤子。尿素袋子做的裤子垂度好，风儿一吹像旗帜似的抖动，凉爽惬意，时尚潇洒。于是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都穿上尿素裤子，一时顺口溜甚嚣尘上：
“社干部，队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日本产’，后头是‘尿素’。”
“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
尿素裤不是谁都能穿的，它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成为门子硬的标记，成为骄傲自豪的资本。
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中写道：“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
可见，尿素袋子成了比钱还好使的硬通货。陈定模在供销社，自然搞得到尿素袋子。
哥哥性格温和，从不跟人吵架，在村子里口碑很好，唯一的毛病就是爱吹牛。比如他的地亩产三百斤，他就说三百五十斤。
陈定模就问：“哥哥，你为什么这么讲？”
“讲多一点儿好。”
“为什么？”
“你讲少了，人家也不给你。讲多了，家里富裕点儿嘛，借钱好借嘛。”
这是穷人的思维，小人物的思维，既可怜，又可悲。
哥哥把尿素袋子拿回家，做成“飘飘裤”穿在身上，迎着那一拨又一拨羡慕的目光，那会是什么感受？
陈定模从山门调到水头，三十八岁那年调到平阳县委宣传部，终于进了城，实现了十五岁时的梦想。可是，哥哥、姐姐、妹妹，陈家堡的父老乡亲、钱库的百姓，以及八亿农民的梦想与现实还隔着大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