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没有线，你怎么能自己搞出城管中队这枚针？
“陈书记，街后面出问题嘞，他们都在争地，在那盖房子……再不管就管不住了。”陈林光在会上跟陈定模说。
龙港的房子每间三米五宽，十二米深，临街房的后面留有四米宽的消防通道。有些住户乱搭乱建，在这儿搭个棚子，在那儿砌个鸡窝猪圈，消防通道被挤得“弯弯曲曲细又长”，现在又抢地建房子，一旦失火消防车开不进去，只能眼睁睁看着烧为灰烬。这怎么能行？
还有人反映，农民进城后习惯不改，有人从楼上往下扔垃圾、吐痰、泼脏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白的、红的、蓝的破塑料袋，有的刮到电线上，像灵幡似的……
1987年，作家叶永烈在龙港的街头看见“一堵刚刚砌成、尚未粉刷的墙上，见到用黑墨写着一条大字标语：‘谁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那乌龟两字并非写出来，却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
龙港第一菜市场于1984 年建成，占地面积3464 平方米，建筑面积3864 平方米
可是，识字的、不识字的照样在那儿大小便，没人变成乌龟。于是，龙港的街头时常出现这么一道道“风景”，两个男人偶遇，热聊几句，一位转身对墙撒尿，另一个也跟着解开裤子，俩人边尿边聊，仿佛不是解手，而是在酒桌碰杯，把身后来往的行人当成了端菜倒酒的服务生，或田间地头的庄稼。尿完肩膀抖了抖，转过身聊两句，各奔东西。时常见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遇，把车横在道上就聊开了，根本不管车子挡不挡路。有时四五个女人抱着孩子嘻嘻哈哈地说着，孩子要拉屎，妈妈就让孩子把屎拉在路上……
人民路与镇前路的交叉路口行人较多，镇政府安了个红绿灯，没想到红绿灯成了摆设，行人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有时不是他被自行车撞了，就是他撞自行车了。
还有，早晨早点摊撤后，满街狼藉，到处都是垃圾……
农民一边向往着城镇的生活，一边把龙港当成乡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怎么能行？靠自觉肯定不行，得有人去管。谁去管？警察去管，不行，龙港镇还没有派出所，只有两个治安民警，他们从早忙到晚，哪里管得了交通秩序？镇政府也管不了，镇委、镇政府满打满算才十多个人，哪里能挤出人力管这些事？这又不同于栽树修路，“谁出钱，谁受益”。
陈定模灵机一动，成立一支执法队伍——城管中队来维护秩序，监管镇容镇貌。
“全中国都没有城管这一说，我们搞行吗？”
“编制从哪来，人员开支怎么办？”
也许有人在心里说，哎呀，老陈哪，你也太不懂规矩了，中国的行政机构是“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边没有线，你怎么能自己搞出城管这根针呢？
1986年8月，陈定模把想法跟县领导谈了，领导没有反对。龙港镇从企业和社会招了十一人。执法队伍嘛，总得统一着装，穿什么制服好？军装不行，警服也不行，最后不知是在南京，还是武汉、南昌找人给设计了一套制服。[3]
具体什么样的？担任过城管中队支部书记的李其铁说，军黄色的，跟军装差不多，纽扣是从永嘉买的，光扣没有字；大盖帽，帽徽是国徽，在金乡那边制作的。编制是我们镇政府的，就跟现在的辅警差不多。队长是一位转业军官，带过兵，在公安局干过。
(https://www.daowen.com)
城管中队成立。陈定模（前排左五）、陈林光（前排右四）
采访陈林光时，他拿给我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上边写着“1986年7月镇城管中队成立留影”，图片上的人分为两排，坐在前排的有陈定模、陈林光等八位镇领导和城管中队的两位队长，后排站着八名城管队员，其中有两名女性。他们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蓝裤子，衣领上是红色领章，戴的是白色大檐帽，帽徽看不大清楚。
图片上的文字是陈林光写的，我觉得时间可能有误，在龙港档案馆查到1986年12月8日镇政府给县政府打报告：“我镇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的地位日显重要，限于我镇机关干部工作繁忙，对于城市的管理力不从心。要求成立苍南县龙港镇城市管理中队。”
《龙港镇志》记载：“1987年1月15日成立龙港镇城镇管理监察中队，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十一人，行政归属镇政府领导，业务上受县建设局指导，经费自负，下设城建规划组、市容卫生组。”
我采访了时任龙港镇城管中队副队长杨孔适，据他回忆，他们的主要职责有两方面，一是城管，二是交管。城管中队成立后，在龙港几条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分别设立了交管亭，节假日人多时派人维护交通秩序。平时他们也要监督行人走红绿灯。龙港有一百辆三轮车和数百辆自行车，车辆乱停乱放也归他们管。镇政府对城管中队很支持，给他们配备两辆公安局用的白色三轮摩托车，还安装了喇叭和警笛。
杨孔适说，最难处理的一是违建，二是摆摊。违建让住户清除，他们不清除，那就得强拆；摆摊的说了不听，那就得没收他的摊和货，摊主不让，就会发生冲突。最难管的地段是银河南路和建新路，那里人多，摆摊的也多，二百多米长的街道从早晨八点钟开始，到中午十一点那里都很热闹。
摆摊的大多是进城农民，地种不了了，家里没了进项，有的还背负买地建房的重债。他们进城后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适合的事做，只好上街摆摊。有卖海鲜的，有卖猪肉的，有卖粮食的，有卖日用品的，也有卖药材的。对他们来说，什么赚钱卖什么，什么好卖卖什么。摆摊的收入还不错，比上班族多许多。摆摊嘛，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在哪儿摆，哪儿还管乱不乱，交通堵不堵。
杨孔适说，我们以教育为主，也不会那么严厉。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怕把事情搞大，通常是吓唬吓唬他们。我们没有公安的力度，把他抓了也拘留不了，顶多把他卖的东西没收了。摆摊的会采取农村的做法——让家里的老头儿、老太太来找，到城管中队连哭带喊，我们没办法只好还给他们。
交通方面，汽车违章，城管可以把车牌摘下来。司机都是外地的，比较听话。
杨孔适说：“多数人见我们穿制服有点儿怕，我们还有呜呜呜响的电警棍，吓唬吓唬他们，‘走不走，走不走？’他们就‘好好，走走’。当地农民会凶一点儿，地老虎么。违章不听，我们就请他到镇政府来，让他写保证书和检讨书。我们那时候当坏人是出了名的，大家都挺恨我们的。我们发宣传单啊，城管的目的就是为龙港好，为大家好。”
有人说，进城的农民第一代学会走红绿灯，第二代学会讲卫生。
分管城管中队的副镇长谢方明说：“龙港比较早地走出了城管这一步，比杭州早十几年。”
据《龙港镇志》记载，城管中队“至1990年底，拆除违建105处，棚架252处。主房建筑违章罚款2700处，辅房违章罚款850处，受罚金额27.5万元。”
[1] “秃顶阿许”为化名。
[2] 这里“水泥路”指的是水和泥的路。
[3] 为此事，我采访了四五位原来的镇干部，还有时任城管中队的副中队长杨孔适，说法不一致，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