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楼下传来梆梆梆的敲打声，下去来一碗馄饨，吃完上班
夕阳西下，满江通红。戴着宽边眼镜的谢方明跟着龙港镇文书朱照喜上了渡轮。
突突突一阵马达声，渡轮离开鳌江码头，到了江中。谢方明回望一眼古镇鳌江，再回过头来望向龙港，鳌江犹如一道天界，一边是城镇，一边是乡下。虽然龙港已经设镇，可是无论在鳌江人还是外来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片黑乎乎的渔村建了几幢楼房，修了几条简易砂石路，它仍然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他遥望着那幢鹤立鸡群的江滨饭店，知道自己将在那里迈上工作岗位。
1984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浙江工业大学的谢方明入选。也许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他是乐清县人，对温州地区相对比较了解，于是把他派了回来。
8月，二十一岁的谢方明怀着八十年代年轻人的理想和憧憬，告别留在杭州任教的女友。他在给女友的留言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希望生活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能是没味儿的。”他们十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温州市市委组织部报了到，革命烈士、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刘英的儿子，时任温州市市委副书记的刘锡荣亲自给他们开了一个会，向他们介绍了改革开放中的温州。
“我苍南刚从平阳分出来，比较薄弱，最需要这股有生力量。”听说，温州分来十位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大学生，求贤若渴的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跟市委组织部打招呼要人。组织部对苍南很支持，把谢方明他们全部派到了苍南。
胡万里让县委组织部找辆面包车，拉着这十个“宝贝”到苍南各乡镇考察。这些血气方刚的大学毕业生一路高歌，畅谈着理想抱负。这一圈儿走下来，他们大体了解了苍南的情况。
数天后，谢方明他们都被分配到各乡镇或国有企业任副职。考虑谢方明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龙港正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县政府任命他为龙港镇副镇长。于是，县委组织部派车把他送到鳌江码头，镇里派朱照喜赶过江来接他。
十来分钟后渡轮抵达方岩下，谢方明背着行李，拎着蚊帐，怀里揣着户口迁移证，跟着朱照喜下船走出码头。几天前，谢方明到龙港考察过，知道路怎么走。他们到了江滨饭店，爬上二楼，镇政府已下班，楼道空荡而冷清，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朱照喜把谢方明安排下来就下班了。
谢方明想，该吃晚饭了。服务员说江滨饭店没开晚餐，吃饭的话出门拐弯不远有饭摊，可以买到吃的。
出了饭店，谢方明见夕阳已坠入江下，外边已不像火炉似的烘烤，不过仍然溽热。他回首望一眼陷于黑乎乎、破破烂烂的老房子重重包围的江滨饭店，再看看脚下七八米宽、走起来沙沙作响、连路灯都没有的砂石道，一股莫名的凄凉涌上心头，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挂职锻炼多久，往后的日子如何打发。
谢方明按服务员说的，没走多远就到了方岩下的内河码头，找到那条“不见人留下”的老街，见有卖馒头的，有卖稀饭的，有卖包子的，还有卖炒粉干的。下午从灵溪到鳌江，又从鳌江到龙港，这么一番折腾他有点饿了，想买两个馒头或包子抚慰一下饥肠。当见到卖饭的穿着油渍麻花的衣服，脏兮兮的手在馒头和包子间来回抓着，他顿时没了饥饿感。在几家饭摊转悠几圈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吃，就得饿着，明天早晨恐怕还得来这儿找饭吃；吃，馒头和包子让那手抓过，还有那高声大嗓吵架似的说话，唾沫四溅，怎么吃得下去？最后，他买了两个咸鸭蛋。
回到饭店，他把咸鸭蛋剥开，就着开水吃下去。这是谢方明到龙港吃的第一顿饭。孤苦与落寞像青龙江的水漫上心头，这距他的家乡直线距离并不远，由于交通落后，却要走六七个小时。
谢方明第一次参加办公会就被搞得一头雾水。会没开多大一会儿他们就讲起了方言，各说各的话，这个用蛮话讲，那个用宜山温州话，或金乡话接，那种无缝对接，那种默契自如，可能在联合国会议上也不一定见得到。谢方明既听不懂蛮话，也听不懂金乡话，既不好打断，又不好问，只得看看这人的表情，再看看那人的表情，都不得要领。别说乐清距龙港一百多公里，就是距乐清仅四五十公里的温州，说的瓯语都不同。传说“文革”时，一位温州人到乐清寻访一人，在街头跟一位老伯打听：“个阿伯，你啦象阳公社晚斜阳大队，一个叫管前的书记住在哪里？”老伯一听这人打听肠炎公社盲肠炎大队肝炎书记，脸色一沉：“屁哨[5]屁哨。”拂袖而去。
不过，谢方明年轻、聪明、好学，又很有语言天赋，加上有乐清方言的基础，没过多久就学会了蛮话、金乡话、平阳话、宜山温州话。
“你怎么学得这么快？我一辈子待下来，那些话都不会。”许多人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听懂了当地方言，谢方明也就弄清他们讨论、研究的是什么。对于一个新建镇来说，他们要讨论和研究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道路怎么修、公共设施费怎么收、农民申请的地基怎么分配……
有些事儿他不了解，插不上话，失去了兴致。讨论到深夜，那些人一个个精神抖擞，他却撑不住了，上眼皮、下眼皮打起架来，接着很快就拥抱在一起。
“小谢，小谢，你也来一间吧。”“胖子”踢了踢他。
“我不要。”
“将来会很值钱的！”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要。”
“胖子”是人民武装部部长，叫方建胜，工作日住龙港，周末回宜山的家。
谢方明和“胖子”还是“同居”关系，两人在距江滨饭店三四十米的地方合租了一间农民屋。那是一幢二层楼的老房子，他们租的是楼上，上楼时楼梯会发出像呻吟似的吱嘎吱嘎的响声，房间矮矮的，给人一种压抑感，地板是有缝的，楼下的光挣扎着从缝隙钻出，扑向棚顶。窗户才有意思呢，每次开关它都会叽的一声，好像把谁掩着似的。
1984年的龙港还是经济与文化的荒漠，谢方明每月领到工资后没处消费，有时兜里揣了几毛钱，一个星期也花不掉。他一日三餐吃食堂，给他们烧饭的师傅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脸上的皱纹比核桃还深，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九十岁似的。
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工作干得却很有激情，虽然有分工，可是分外事却很多，比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红旗飘飘之类的事情，他们都主动参加。有时候陈定模或陈萃元在走廊吆喊一声：“上街发广告宣传单去！”他们就倾巢冲上街头。
有一次，他们开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天放亮了，窗外传来梆梆梆的挑担卖馄饨的声音，饥饿感一下子被唤醒了，他们倾巢而下，每人要一碗馄饨，坐在路边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听着鸟儿一声接一声地叫。馄饨吃完了，卖馄饨的一弯腰挑起担子，梆梆梆敲着竹筒走了。他们抹一下嘴巴，转身上楼，又上班了。
“那是一个激情高昂的年代，大家都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晚上开会到凌晨一两点钟都很正常。大家都在努力付出，在付出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采访时，谢方明说。
他的话让我想起那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对“40后”“50后”“60后”来说，八十年代也许是最好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值得眷恋的年代、难以忘怀的年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年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燃的，或是燃油，或是酒精，或是干柴，或是煤炭。他们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追赶着时间和岁月，想找回在“十年动乱”中失去的时光、机遇和成长。
谢方明是镇机关唯一的大学生，镇政府拿他像宝贝一样。在龙港系统学过建筑施工的仅有两人，另一个是徐安达，钱库人，毕业于浙江省交通学校，学的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他比谢方明年长六岁，原来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港区建设办公室一成立他就过来了，负责建设规划。
谢方明和徐安达每天都要回答数不清的问题。
“农民房子怎么建？”
“路怎么修？桥设计怎么做？施工怎么做？”(https://www.daowen.com)
“港口怎么规划？内河运输怎么解决？”
“老百姓集中起来以后，我们的用水怎么办？”
“老百姓喝完以后，要拉出来，水怎么排？”
他们都要一一解答。
“小谢，规划图怎么画？”
“规划图是不能自己画的，要请专业人员来画。”
陈定模说：“小谢啊，规划这个东西你懂，你跑一跑。”
谢方明就跑规划设计院，在学校学的专业知识有限，他就虚心跟规划专业人员请教、沟通，委托他们来设计，把龙港城市管网和交通网建立起来，把城市功能片区划定。
“国运上升的时候，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跟我的同学比，我是幸运的。虽然都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刚好在浪尖上，像滑水板似的一路漂下去。如果没有改革精神，龙港是不会有的，全国有两千多个县，有上万个镇，为什么唯独龙港能成为县级市？如果说中央政策，那都是一样的。另外，南方地区可能人多地少，吃不饱穿不暖，是改革的动力。”在采访时，谢方明说。
那时，他们意气风发，忧国忧民，探讨着国家大事。
夜已深，陈定模和谢方明两人还在灯下兴致勃勃地讨论商议着农民进城的问题。
“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长期被固定在耕地上，这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生产责任制引起的农村第一次改革，解决了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温饱脱贫成为可能。农村要进一步走向富裕就要第二次改革，推动商品生产，使一部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从土地里分离出来。农民离土离乡后去哪里？上海、杭州、宁波？不可能。唯一可以去的就是像龙港这样的城镇。我断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必然从农村城镇化开始。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龙港已经把城乡差别大幅度缩小了……”
陈定模和同事一起绘制龙港第一张规划图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偌大一个美国，为何不能有几种格局呢？那么，中国不应该有多种尝试吗？”谢方明说。
“说下去！”陈定模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看依靠城镇建设还可以解决山区贫困问题。像泰顺、文成这些边远贫穷的山区，几乎与外界隔绝，山路也只爬得上手扶拖拉机，解放三十多年了，老乡们还是生活困难。甚至有些农村大姑娘出门走亲戚时还得跟别人借条像样的裤子。我们笼而统之讲开发贫困山区，或者扶贫捐点衣物之类，只是治标不治本。可否考虑向山下移民，让山民变市民，让农民变产业工人，变成个体户，让他们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奔头。”
“我想过，也调查过，如有几万户农民进了城，他们倒出来的住房、耕地，可以安置贫困地区的移民。减少了山区的人口压力，以前十个人种的田、吃的粮、烧的柴，给三五个人用，日子也就好过了。”
陈定模说：“对！农民在需求的不同层次上各自得到了满足。”
“对，城镇周边富裕起来的农民进了城，部分半山区农民移至城镇周围，部分山区农民移到半山区或山脚，留极少部分人在山区搞种植和开发。这是一个农民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步步靠近的大趋势。”
“陈书记啊，把这个农民转移的路线图画下来，写出来，给中央领导寄过去，或许有用。”谢方明兴奋不已地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都在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兴旺？
不过，龙港的交通不便，确实让谢方明烦恼。
女朋友过来看他，从杭州坐火车到金华，转长途汽车，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忽而爬上，忽而滑下，东绕一下，西绕一下。车经丽水时，天上飘下雪花，远山近岭，树上树下，农舍梯田渐渐被雪覆盖，白茫茫一片，现出浙南难得一见的美景。雪花飘落在车窗上，瞬间化了，再落再化，不知什么时候雪花不再化去，车厢变冷了。司机麻烦了，分不清哪儿是道，哪儿是沟，越开越慢，走走停停。天幕陡然降临了，车像驶入墨海，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下是白雪。车像找不到家的小羊，乖乖趴在路边不动了……
那次，女朋友从杭州到龙港行程二十四个小时。
提起温州到金华那段路，在八十年代经常来往于龙港和长沙的王均豪说：“温州到金华那条路，我走过几天几夜。它只有双向两车道，有时候一个石头掉下来，就把整个路都堵死了。有一次，车堵了快一夜也没动。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坐在那里实在难受，跟司机说，‘我下去走走，你路边看一下，别把我丢下。’然后，我就往前面走，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没堵车，那位卡车司机睡着了。我把他拍醒，他急忙启动，挂挡，拼命开走了。他堵在那里也许十来个小时，也许七八个小时。他睡着了，前车走了也不知道。有时路被冲掉了，怎么弄呢？小船把那边的人弄过来，再把这边的人弄过去，这下好了，两边的车都可以往回开。这是经常有的，因为那条路当时流量也大，只有两车道，所以有辆车坏了，那就堵了；一块石头下来，那就坏了。所以，那时候温州到金华顺利也要十几个小时，不顺利一两天，有时候几天几夜。我们都学会了跟当地人买鸭蛋，因为坐在车上没东西吃，那时候方便面还没出来，只好吃饼干和鸭蛋。”
[1] 蛮话，系温州市苍南县原住民语言，通行于苍南县内江南垟片区，与其他任何方言不能互通。蛮话的特点是语速快，词汇古老，句式带有古越语特点。苍南县内各镇蛮话略有差异，以钱库镇和炎亭镇的蛮话为代表。
[2] 1982年城关镇更名为昆阳镇。
[3] 沿江即宜山区沿江公社，现龙港镇以沿江公社方岩村为中心。
[4] 韩文德：《“灵溪事件”惊动中南海》，《温州晚报》，2014年7月18日。
[5] 温州方言中有一句神奇的咒语，发音如“屁哨”或“劈脚哨”或“皮脚声消”，老人说听见倒霉话或者看见倒霉事念此咒语可以消灾辟邪。也有人说，“屁哨”是“百劫尽消”演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