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6世纪
发明重城 重城是为了加强城郭前御的重要措施。唐于邺《扬州梦记》载：“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宋王安石《示元度》诗：“思君携手安能得，上尽重城更上楼。”重城在盛唐以前主要出现在一些纯军事性的城郭中，至隋唐时期已开始在都城中建筑重城。当时东都洛阳的宫城位于城的西北角，墙宽14～18米、高14米以上，西有皇城、外城和禁苑，北有曜仪、圆壁和外城，东有皇城、东城和外城，南有皇城、洛河和外城。这种布局，使宫城四面都有三四道防线，处于城防的纵深之处，加强了平时的守备和战时的防御。除这种形式的重城外，还有中小型城郭中回字形的重城，即由外城包内城的套城。自古以来，城池的建立大多与军事有关，而重城的建立在当时具有同样的作用。
重 城
中国人发明了弩台 弩台指弩箭发射台。唐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云：“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六·湖州》载：“昔乌程豪族严白虎于山下垒石为城，与吕蒙战所。今山上有弩台、烽火楼之迹犹存焉。”清赵翼《书绵州牧刘荫萱守城事》诗：“弩台彀机括，战格列梐枑。”中国人发明了弩台，因台顶安置大弩而得名，始于隋唐以前，至隋唐已成制式建筑。《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筑城篇》记载，弩台一般建于距离城墙150米左右处，台基为正方形，每边长14.4米，顶端每边长7.2米、高约15.5米，周围筑有夯土围墙；台身下部开有一门，中心有竖井状通道至台顶，有梯上下；台顶备有毡幕，供士兵息居；每台编弩手5人，贮有一定数量的弩箭、石块和干粮、饮水等。
588年
隋朝大将杨素建造五牙船 五牙船是隋文帝杨坚为进攻灭陈战争时，命大将杨素在承安建造的一种大型战船。舱罩上起接五层，船高百余尺，可载士兵800余人，船上安有6座新式大型操毁性装置——拍杆，杆高50尺，用以击拍陈军战船。在荆门之延州与陈吕仲惠所率水军遭遇，依仗大舰楼高、拍长的优势，陈军战船被毁者甚多。
约600年
拒马枪
中国人使用拒马枪 拒马枪是防守作战中用以拦阻敌军前进的可移动障碍物，又称拒马、拒马鹿角枪等。中国在商周时期已经使用拒马枪，最初用于阻塞门户、阻止行人，以后逐步用于作战。唐代称“拒马枪”，用周长2尺的长圆木作主杆，平放，上面按相互垂直的角度凿有若干组穿孔，都插进1丈长的圆木条，并削尖上端，构成障碍物，将它设置在城门口、巷口、要道口，以阻止人马强行通过。唐以后又分为近守拒马鹿角枪和远驮固营拒马枪两种类型。近守拒马鹿角枪，一般较大，多根据需要决定长短；上面凿有9～10个穿孔，并各安一根铁枪；前面向下斜安若干支撑木脚，使铁枪头指向前方，以阻挡敌军冲锋。远驮固营拒马枪，通常较小，便于随军携带。它由许多长7尺、两端均装铁枪头的粗木杆铁枪组成；枪身中间穿孔，由一根铁轴贯穿连接，并且三根成组相交，用铁索勾连。设置时，将其展开放置，用于列阵、立营、守险及堵塞缺口等。行军时，则可解开铁索折叠运输。
中国人使用车弩 车弩是一种利用车轴引弓的大型弩机，主要用于攻城作战。一般而言，大型弩机由于体积巨大，在使用时往往需要借助绞车完成引弓动作。车弩的特点在于将弩机的弓弦同位于底座的车轴相连，利用车轴的旋转完成引弓动作，在简化使用流程的同时又增加了武器的机动性。唐代李荃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记载：“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绳连轴。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车弩一次可以同时发射七支弩箭，七支箭并排而放，中间的弩箭形制略大：“一镞长七寸，围五寸，箭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其他六支弩箭在形制上则略小于该箭，击发扳机后七支箭同时发射，射程约为七百步，“所中城堡无不崩溃，楼橹亦颠坠”。
674年
用于海战的“希腊烟火”
拜占庭人使用“希腊火”希腊火（Υγρó Πυρ）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使用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主要用于海战。希腊火是阿拉伯人对它的称呼，拜占庭人则将其称为“海洋之火”（Sea-Fire）。希腊火的具体发明者已不可考，据传由一名叫加里尼克斯（Kallenikos）的叙利亚工匠于668年带入君士坦丁堡。希腊火的配方一直被拜占庭帝国视为机密，君士坦丁七世（Porphyrogenitus，905—909）曾告谕其子不得向外透露希腊火的配方，并让其对外称希腊火为“天使降临给君士坦丁帝国的神迹”。利奥六世（Leo the Six，886—912）在其所著《战术学》（Tactics）中对希腊火进行过描述。该书称这种“人造火”从由铜包裹的木质虹吸管中喷出，置于战船的前端。该书也记载了希腊火的另一种用法，即士兵以铁盾为掩护，通过小手筒（hand-tubes）从铁盾后向敌军喷射希腊火。除上述两种使用方式外，希腊火也可用于攻城作战中，使用者将希腊火装在陶罐中以人力或抛石机投射出去。希腊火在历史上曾多次拯救拜占庭帝国于危难，以至于有学者感叹：“炼金术竟可让君士坦丁堡屹立千年之久。”希腊火的首次使用是在674年击败撒拉逊舰队的战争中。在717—718年苏莱曼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利奥三世在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两个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下，使用希腊火焚烧了大量敌船，此战在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同时也阻止了伊斯兰文明的西进，在客观上为法兰克王国的扩张提供了条件。由于拜占庭人对希腊火的配方讳莫如深，现今关于希腊火的配方往往存在于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国家对希腊火的仿制工作中。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mena，1083—1153）在其所著《阿历克塞》（Alexiad）中曾透露了关于希腊火的部分配方：树脂胶与硫黄。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对希腊火进行了仿制，其配方为硫黄、沥青、树脂胶、石脑油。在14世纪由“希腊人马克”（Marcus Greaecus，实为阿拉伯人）撰写的《焚敌火攻书》（Liber ignium ad comburendos hostes）记载了关于希腊火的详细配方：活性硫、酒石、树脂胶、沥青、煮过的食盐、石油以及普通的油。而希腊火的真正配方却由于拜占庭帝国内部的管理不善而失传，1200年，拜占庭海军将领迈克尔·斯特里弗诺斯（Michael Stryphnos）贩卖了大量海军储备以中饱私囊，据推测希腊火的配方在此期间遗失。在随后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希腊火未能展现其应有的威力，曾让阿拉伯人闻风丧胆的拜占庭舰队败在了威尼斯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