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索潇湘八景图式本旨之可行性
图1.1a [宋]牧溪《渔村夕照》 纸本水墨 纵33.1cm 横115.3cm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图1.1b [宋]牧溪《远浦归帆》 纸本水墨 纵32.3cm 横103.6cm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1.1c [宋]牧溪《烟寺晚钟》 纸本水墨 纵32.8cm 横104.2cm日本东京畠山纪念馆藏
图1.1d [宋]牧溪《平沙落雁》 纸本水墨 纵33.1cm 横115.3cm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1.2a [宋]玉涧《山市晴峦》纸本水墨 纵33.0cm 横82.6cm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1.2b [宋]玉涧《远浦归帆》纸本水墨 纵30.6cm 横77.0cm日本德川美术馆藏
传为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图1.3),如果能够确证的话,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潇湘图绘。然而,此图命名仅是据董其昌题跋“文三桥题董北苑字失其半”、“印以真境”[2]及《宣和画谱》著录画名 ,尚需更多的印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著录五代时的黄筌有潇湘八景图传世[3],可惜也没有流传下来。
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十二记宋迪绘潇湘八景图:
图1.3 传[五代]董源《潇湘图》 绢本墨笔 纵50cm 横141cm 故宫博物院藏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4]
这是现存最早最具体的有关潇湘八景图图式的记载,后世潇湘八景创作亦均依其题,可以认为宋迪就是最早开创潇湘八景图式的画家。考索潇湘八景图之本旨,必以宋迪为始。宋迪潇湘八景图无传,所幸有关宋迪还是有不少史料的,对之考绎鉴辨,或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宋迪,字复古,有兄宋选、宋道。宋道亦有画名,宋选有子宋汉杰,亦善绘事[5]。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宋道,字公达。宋迪,字复古,洛阳人。二难皆以进士擢第。今并处名曹,悉善画山水寒林,情致闲雅,体像雍容,今时以为秘重矣。”[6]《宣和画谱》卷十二有宋道、宋迪小传,宋迪传曰:
文臣宋迪,字复古,洛阳人。道之弟。以进士擢第为郎。性嗜画,好作山水,或因览物得意,或因写物创意,而运思高妙,如骚人墨客,登高临赋。当时推重,往往不名,以字显,故谓之宋复古。又多喜画松,而枯槎老枿,或高或偃,或孤或双,以至于千株万株,森森然,殊可骇也。声誉大过於兄道。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一:晴峦渔乐图二,烟岚渔浦图一,扁舟轻泛图一,古岸遥岑图一,群峰远浦图一,对岸古松图二,阔浦远山图一,阔浪遥岑图一,潇湘秋晩图一,江山平远图一,长江晩霭图一,遥山松岸图二,双松列岫图二,老松对南山图一,崇山茂林图二,远浦征帆图二,秋山图一,遥山图二,远山图二,雪山图一,八景图一,万松图一,小寒林图一。[7]
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不少是与《潇湘八景图》类似的题目,特别是《潇湘秋晩图》当同属潇湘题材;其《八景图》,则很可能即指《潇湘八景图》,如南宋人赵汝(1172—1246)有《八景歌》就是咏潇湘八景者。[8]
苏轼(1037—1101)元祐三年(1088)有《跋宋汉杰画》,也提到了宋迪画潇湘晚景:
仆曩与宋复古游,见其画潇湘晚景,为作三诗,其略云:“径遥趋后崦,水会赴前溪。”复古云:“子亦善画也耶!”今其犹子汉杰,亦复有此学,假之数年,当不减复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书。[9]
苏轼此跋提到的三诗,即其《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诗。笔者仔细研读三首诗之后,认为苏轼所见所写之晚景图,很可能就是宋迪所绘之潇湘八景图形制之一种,至少也是与其密切相关者。而且,以下情况也可证明两者至少相关:
其一,宋迪所画潇湘八景,当时可能并未有此名目,或者就是名为“潇湘晚景图”者。邓椿《画继》卷六:“宋复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10]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亦记:“宋复古作潇湘八景,初未尝先命名,后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画人先命名,非士夫也。”[11]
其二,宋迪《潇湘晚景图》、《潇湘八景图》至少属于时间相近的同题材之作。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七,编年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诗为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12]。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初入仕途,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宋选知凤翔府,是苏轼的上司,遇之甚厚。东坡晚年有《与宋汉杰二首》书曰: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何时可忘。流落阔远,不闻昆仲息耗,每以惋叹。辱书累幅,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
前日裁谢草略,重烦问讯,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审起居佳胜。宠赐新诗,词格甚美,伏读慰喜。但恨衰晚,无以当此嘉贶也。[13]
其中苏轼言自己“亦仅能生还”,则苏轼写此信当在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由琼州(在今海南岛北)渡海北归之后[14]。“流落阔远,不闻昆仲息耗”,是指自己被贬惠州(在今广东东北)、昌化军(即汉儋耳、唐至宋熙宁六年之儋州,在今海南岛西北,今仍名儋州),不闻宋选、宋迪昆仲音讯,实已“凋丧略尽”。苏轼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丁亥(二十八日),苏轼此信言畴昔之事已过去“三十余年矣”,而由之上推,正在嘉祐六年(1061)与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之间,可见王文诰编年应误差不大。那么,宋迪画此晚景图,也当在此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之前不久。
而著录宋迪《潇湘八景图》的沈括《梦溪笔谈》的撰写时间,胡道静认为“撰述于元祐年间(1086—1093),大部分是于元祐三年(1088)定居于润州(今镇江)梦溪园以后写的”[15];李裕民认为当始作于宋元丰五年(1082)十月沈括在随州安置以后,“至迟在迁居润州梦溪园之初已经成书”。[16]即便按最晚的元祐八年(1093)算,沈括著录之《潇湘八景图》与苏轼诗咏过的《潇湘晚景图》,至少应属于时间相近的同题之作。
其三,苏轼所见宋迪所画《潇湘晚景图》的形制为屏障(屏风)或挂画。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之第一首,首联有“堂上画潇湘”,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首句亦有“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仇注曰:“山水障,画山水于屏障也。”[17]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有“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18],所言则为堂上之挂画。又中国古代房屋采用框架式的建筑结构,多以屏风等作为空间分隔的重要方式[19],据此可知宋迪所画《潇湘晚景图》的形制当也是挂画或山水障(笔者以为山水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集陈设、审美于一体,这在当时是非常宜于传播的绘画形制。另外,前引《宣和画谱》记御府藏宋迪潇湘类作品多种,何以没有苏轼品题过的《潇湘晚景图》呢?原因很可能就是不便,徽宗内府所藏多为卷轴类[20],而宋迪所画《潇湘晚景图》若为屏障类,自是不便。
而石守谦《移动的桃花园: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在谈到潇湘八景图在朝鲜15与16世纪的发展时,提出朝鲜“除了将八景分别立轴化之外,16世纪朝鲜制作的潇湘八景图还清楚地留下了喜爱屏风形制的现象”[21]。又言:“由于较早的立轴已不知是否亦为连成八扇屏风的形制,此种两两搭配的构图设计是否出现得更早,实无法确知。不过,这似乎在16世纪早期已经颇为流行。有金玄成题诗的《潇湘八景图屏风》也很清楚地作了这样的设计。这可以说是朝鲜人士将潇湘八景图绘到他们所喜爱的屏风形制时所作的一种图式调整。中国方面则几乎看不到作屏风形制的潇湘图绘。”[22]据苏轼此诗,石先生的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石先生所介绍的朝鲜方面的情况,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苏轼所见宋迪所画可能为屏风形制的确切性。而既为屏风或挂画,则苏轼所见《潇湘晚景图》为《潇湘八景图》之一种形制,也不是不可能。
其四,前面提过的南宋人赵汝《八景歌》小序明言“余昔尝见图本”。小序全文如下:
《长沙志》载:度支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余昔尝见图本。及来湖湘,游目骋怀,尽得真趣,遂作八景歌。[23]
赵汝为宋太宗八世孙,宁宗嘉泰二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则其“尝见图本”之言是可信的,而其见为图本,与苏轼所见之形制自是不同,而既为“图本”,则似乎又是相对于屏障、碑刻等而言。
其五,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首句即言“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意思是宋迪到西部任职后,回忆在南国潇湘任职时的景况,挥毫画此《潇湘晚景图》,却只字不提他还曾画过似乎更有名的《潇湘八景图》。则宋迪所画《潇湘八景图》,或者时间在此《潇湘晚景图》之后,或者出名在此《潇湘晚景图》之后,甚或竟是二而一者,只不过形制不同而已,一为屏风,一为图本,总之,与苏轼所见者必有渊源。
其六,惠洪(一名德洪,1071—1128)有两组《潇湘八景图》诗,为现存确认直接咏宋迪画潇湘八景最早者。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与之有着非常类似的描写,如“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意渺茫”、“江市人家少,烟村古木攒”,“阴晴自不齐”,只不过苏轼诗更简括一些。而且,惠洪两组《潇湘八景图》诗亦均写晚景。
按,惠洪第一组潇湘八景图诗之《山市晴岚》:“宿雨初收山气重,炊烟日影林光动。蚕市渐休人已稀,市桥官柳金丝弄。”[24]乍看似无法确定其具体时间,但了解其中的“蚕市”民俗活动即可明白。蚕市不是早市,也不是草市,最早为蜀地集商贸游乐为一体的民俗活动。如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蚕市药市: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某所者号蚕市。五月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25]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卷四亦记:“二月望日,蜀人二月望日鬻蚕器于市,因作乐纵观,谓之蚕市,二苏各有诗(子由《诗序》)。”[26]宋田况(1005—1063)知成都府时作有《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其中有《五日州南蚕市》、《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八日太慈寺前蚕市》、《九日太慈寺前蚕市》[27]篇,据之则知正月五日、正月二十三日、二月八日、三月九日都可举办蚕市。譬如《五日州南蚕市》:“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遗。编列箱筥,饬木柄镃
。备用诚为急,舍器工曷施。名花蕴天艳,灵药昌寿祺。根萌渐开发,蔂载相参差。游人衒识赏,善贾求珍奇。予真徇俗者,行观亦忘疲。日暮宴觞罢,众皆云适宜。”[28]就描写了蚕市白昼至日暮的盛况。所以,惠洪所言“蚕市渐休人已稀”,应为傍晚时分。
惠洪第二组潇湘八景图诗之《山市晴岚》:“朝霞散绮仗天容,无际山岚分外浓。风土萧条人迹静,林蹊花木自鲜秾。”[29]首句有“朝霞”,笔者以为系流传之误抄。其典出自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之“余霞散成绮”,且此诗第三句“风土萧条人迹静”,显然是写黄昏,而这也是与惠洪第一组潇湘八景图诗之《山市晴岚》的描写相应的。
其七,苏轼观咏宋迪《潇湘晚景图》时,至少苏轼已是名满天下,二人一画一咏,自是耸动观听,不能排除之后宋迪抑或好事者增饰而成为潇湘八景者。而据周裕锴《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惠洪咏《潇湘八景图》时在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30],与元丰元年(1078)苏轼观并咏宋迪《潇湘晚景图》相隔21年,作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时间上也比较合理。因之,无论如何,惠洪所见所咏之《潇湘八景图》,必与苏轼所见者有渊源。
其八,苏轼与宋迪既是故旧,更是艺术上的知音,如前已引,元祐三年(1088)苏轼《跋宋汉杰画》所提到的,宋迪称苏轼“子亦善画也耶”;从现存苏轼三跋宋汉杰画[31],二致宋汉杰书,也可知苏轼不仅精于赏鉴,深通画理,且与宋家二代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而研读苏轼这三首诗,也可知其不是一般的抒情诗,而是到位地评述了宋迪此图的主旨、样式等,堪称宋迪潇湘专题的艺术评论诗。
因此,凭借苏轼及惠洪之相关诗作,考索潇湘八景图式之本旨,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