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河非汴河，众船在河工引导拖拽下由此上汴河
那么，被河工们引导拖拽的那些大船，是欲往何处去呢？笔者认为，他们是要上到汴河去，这就是本图被命名为“上河”的本意，其“上”正如我们日常说的上山的“上”一样。理由如下：
第一，本图所描绘的河，不是人工开挖的汴河，而是自然河。
首先，图中河岸与汴河之相关史载不符。
汴河（汴渠、汴水），在隋为通济渠。《资治通鉴·隋纪》记“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2]《宋史·河渠志》：“（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3]与张择端大约同时的北宋中后期词人周邦彦（1057—1121）的名作《兰陵王·柳》写汴京城外送别的情景有云：“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4]，其中的隋堤即指汴河堤，可见夹岸的杨柳正是其标志性的景象。
嘉祐六年（1061），宋廷对汴河有一次重要整治。《宋史·河渠志》：
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5]
宋王应麟《玉海·地理·河渠》“宋朝四渠四河”亦有记：“嘉祐六年，都水监奏：‘汴河自泗州至南京，道直流驶，不复须治。自南京以上至汴口，水散漫故多浅。请自南京都门三百里，修狭河木岸，扼束水势。’从之。凡用木楗竹索三百八十四万二百，役工百八十六万四千，为岸三万一千四百步。治平三年成，人便之。”[6]可见自宋嘉祐六年之后，汴河乃是驶直平夷，阔于六十步的河段，则有木岸狭河，扼束水势。
比张择端年代稍早一些的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则记：“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7]据之，可见自东京开封至今杞县、睢县一带的汴河堤坝之高。
而观《清明上河图》主体河段，涯岸凹凸，直连商铺，无堤坝，无榆柳，无木岸狭河，深谷之感更是绝无可见，因此，可以认为《清明上河图》所绘，并非东京开封城外的汴河河段[8]。
其次，作为人工河的汴河不可能允许停泊那么多船。
人工开挖的汴河，其宽深均有定制，如前已引《资治通鉴》所记，在隋其“广四十步”，又如前已引《宋史·河渠志》所记：“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
况且，汴河乃是当时最重要的漕运之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9]“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0]东西南北的舟船于河上来来往往，恰似今天的高速公路。如果允许舟船随意停泊，以其有限的宽度，势必造成堵塞。而《清明上河图》卷中，大小有二十余艘船停泊，则只能说明此河非汴河。
第二，本图所描绘的河，是别浦，即用作渡口的自然河。
前引周邦彦《兰陵王·柳》又有“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之句，其中的别浦，并非送别之浦，而是别通之浦。唐白居易《白氏六帖》引晋周处《风土记》释浦曰：“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11]因浦之别通，往往又有津渡之用。
对于别浦津渡，现存宋人诗词委实涉及不少，如陆游“断岸通别浦，孤舟入春烟”[12]，是描写堤岸断开，通于别浦的情形；“岭下晨炊黍，津头暮系船。寒潮吞别浦，老木惨苍烟”[13]，是描写别浦渡口（津头）的情形。宋张至龙《北津》：“船过别浦波痕没，堠立当涂里界明。古木云边僧住处，落花风里鸟啼声。青山莫道浑无事，日与行人管送迎”[14]，描写别浦渡口的设置与迎送情形，更是与周邦彦的描写非常接近。宋王禹偁《寄汶阳田告处士》“汶水年来涨绿波，先生居此兴如何。门连别浦闲垂饵，宅枕平沙好种莎”[15]，宋晏几道《留春令》“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16]，描写宅居、高楼与别浦相依相连的情形；吕祖谦《晚步溪上》“别浦归舟争占岸”[17]，王志道《赋江湖伟观》“帆归别浦鱼盐聚”[18]，描写别浦停泊归舟、汇聚鱼盐的情形，也都是与《清明上河图》非常相近的。特别是宋释广文（1189—1263）有一首《题双帆出浦图》诗曰：“江头水如天，不见人上华亭船。挂帆来何处，又无人唤公渡。”[19]直接就描写了船挂帆由浦（即渡口）入江出发的情形。因此，可以认为本图所描绘的河，当是别浦，即用作渡口的自然河。
第三，自此别浦至汴河，应有较大水位落差。
如前所引，汴河时常“浅涩”、“浅漫”，为了调解水位，除了有前引的“为木岸狭河”的解决方法外，了解中国水利史，还应该有更为普通常见的古老的堰坝（图8.4）及唐时就广见于记载的斗门[20]（一种可启闭的水闸）的使用。细读《宋史·河渠志》，亦不难见汴河使用堰坝、斗门的记载，如“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涨堤危，众情恟恟忧京城，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泄之于护龙河。六年，勾当汴口康德舆言：‘行视阳武桥万胜镇，宜存斗门。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分减溢流。’”[21]且不论其中直言斗门者，就中所谓“疏河注口”、“泄之于护龙河”、“请为别窦”等，亦必涉堰坝斗门之用。另外，汴河河堤还存在着前引沈括所言的“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的情况，所以，自图中所绘之别浦（自然河）至汴河，当存有较大的水位落差，好比从下升到上，逆水且升斜坡，人力拉纤自是必然了，亦正与图中的两处拉纤场景相应。
图8.4 贺友直《新碶老街风情录》之坝头，为古老的堰坝的一种遗存
第四，二艘被拉纤的船与虹桥下遇麻烦的船不是要靠岸，而是要出发，要上到高高的汴河去。
首先，桥下那艘正出乱子的船，其右后方恰有一个空的泊位，如果它要靠岸，根本不必那么费事地过桥，可见它是在出发，那个空泊位很有可能就是它自己刚腾出来的。
其次，被拉纤的客船有两扇木板窗开着，靠中间窗户现出的是一对母子，靠后窗户现出的是一位青年男子，三人都在看风景，那位母亲似还带着忧愁。如果说此客船即将靠岸，按我们的旅行经验，此时是不大会不紧不慢地看风景，尤其是那个带小孩的母亲，总要做一番离船的准备。现在，三人却都这样毫不做离开的准备，毋宁说他们是正出发。至于此船蓬顶上的4个人，他们正在做着过虹桥的准备，船蓬最前端那个人已作好架式，准备用长篙撑住前面的桥拱，如同桥下那艘正在出乱子的船蓬顶上的第4个人一样。最靠近船蓬顶上桅杆的那个人，他是准备放下活动桅杆以便客船过桥。
再次，最远处被拉纤的漕船，其前面已经一片空旷，而且，其右侧的水岸突入水中，正是一个好泊位，如果是停泊靠岸，尽可不用再拉纤了，然观图中所画，纤夫们仍在尽力拉纤，船上持篙者还在指点着配合着，显然，此漕船此刻是要向更高处出发，而且它前进得很吃力。
第五，所有停泊着的船的船头方向都与正行驶的船的船头方向保持一致，表明此别浦之水运必有行规，此地为大码头，而不止是一般的渡口，有专业的引导拖拽船舶上汴河的业务。
图中所有停泊的船，无论岸左岸右，无论正卸货装货，还是正上客下客，其船头方向都与正行驶的船的船头方向保持一致，只能说明这样停泊最为有利，这样停泊就是这片水域的行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除了方便离开外，主要当与这条河与汴河存在水面落差有关。因为一般而言，有来则有去，尽管图中没有画顺流而下的船，但正常航行中是不会少的，试想若有船顺流而下，且水位高于作为下游的此处水域，该有多么迅猛，处此水域的舟船，即便是停泊着，也只有船头对着来船，才能最及时地规避风险。而有此行规，复加有专业的河工，可停泊大量的船只，可上下客，可装卸货，显然，此别浦不是普通的渡口，而是有专业的引导拖拽船舶上汴河业务的大码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船，除了漕船、客船、渔船，还有引导船；全卷着力描绘的河段不属于人工开挖的汴河，而是一个别通汴河的、具有大码头功能的别浦，图中的街市正是依此大码头而成；此大码头与汴河，存有较大水位落差，两者结合部当建有调节水位的堰坝或斗门之类，逆水且需爬坡过之，从而驶入汴河，对于载重较大的漕船、客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河工们的引导、拉纤自是必不可少。载重较大的客船、漕船必须克服困难才能上到汴河去，这就是“上河”，其“上”恰如上山之“上”。至今的航运业及拉纤行当，仍将逆水而行或逆水拉纤称为“上水”，亦可资对照。而有来则有去，既然有“上河”者，则亦当有“下河”者，但遍观全图，竟无一“下河”者，这自然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纵观全卷，画家所着力表现的正是上汴河[22]的三艘大船：主角是卷中心过虹桥遇麻烦的一艘大客船，虽忙乱却勇敢解决；其次是近卷右被纤始发的另一艘大客船，它已做好过虹桥的应对；再次是河段远处被纤驶往远方的一艘漕船，亦在拼力前行。总之，一股奋发之气扑面而来，全卷之命意盖在此乎？
（原载《荣宝斋》2019年第9期）
【注释】
[1]譬如笔者就很赞同陈守成先生如下的论述：“这艘在航行的货船，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由漕船改造的，因为船形肥而干舷也较低，但是船身中部的上层建筑‘货舱’却是常见的房舱形，不过在舱顶上仍保留着完整的人字桅组合装置，因此在必要时仍然可以进行拉纤操作。但是在船的前后两端加建了“长招”与“大橹”的操作平台。由于划行工具的使用，航速相应增快，这是非常有利于上水时的航行，而下水时不需要划行，更不需要拉纤。但是后端平台下面的船舵必须拆除，因为船底的涡流会对舵的叶面冲击影响，而在漕船上则可以上翘船舵，调节舵叶与水的接触，直至消除。这也就是货船与漕船在船舵操作上的差异。”（陈守成：《宋朝汴河船——〈清明上河图〉船舶解构》，第3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第5618—5619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第231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4]［宋］周邦彦：《兰陵王·柳》，［宋］周邦彦撰，罗忼烈笺注：《清真集笺注》，第1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第2322—232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二，地理，河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55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下），卷二十五，第7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按：余辉先生亦提出“画中河道的造型特征绝非汴河的景观形象”，但其结论是：“作者以汴河为原形进行了相当大的艺术改造，它集中了汴河和开封其他河道的特性，特别是汴河多大船和拱桥的特征，但它已不是当时生活中的汴河原貌。”（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之“汴河小考”，第129—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第2316—231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第232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浦第五十五，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2]［宋］陆游：《开岁半月湖村梅开无余偶得五诗以烟湿落梅村为韵》其一，《全宋诗》第四十册，卷二一九五，第250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宋］陆游：《秋冬之交杂赋六首》其四，《全宋诗》第四一册，卷二二二六，第255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宋］张至龙：《北津》，《全宋诗》第六二册，卷三二八一，第390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宋］王禹偁：《寄汶阳田告处士》，《全宋诗》第二册，卷七一，第8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宋］晏几道：《留春令》，［宋］晏殊撰，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之《小山词笺注》，第5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7]［宋］吕祖谦：《晚步溪上》，《全宋诗》第四七册，卷二五二二，第291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宋］王志道：《赋江湖伟观》，《全宋诗》第六二册，卷三二五四，第388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宋］释广文：《题双帆出浦图》，汤华泉：《全宋诗辑补》第5册，第2421页，黄山书社2016年版。
[20]如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于是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塉均品，河渠通流。”［唐］李华：《李遐叔文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第36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六，河渠三，第232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2]按：位于宋东京城北部的黄河也是悬河，更以“河”为称，图中舟船所上之河为黄河，也是有可能的。图中虹桥与鼓楼之题额均有意模糊，图中所画究竟是哪一条河，也是画家有意隐去的。然根据卷尾的“解”字招牌等因素（可参见后文《〈清明上河图〉的“解”字招牌寓意补正》），笔者认为图中舟船所上之河应是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