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羊店的两个铺面：太平之世的又一个表征
孙羊店为专卖酒的正店，根据图中细节，它还有香料及娱乐等方面的生意。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了，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讨论。
1962年，张安治先生在描述孙羊正店时曾说：“正店两旁是卖弓的、卖布的铺子，代写书信的先生也占用了一间铺面。”[45]1997年，周宝珠先生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学》，将最靠近鼓楼的那处铺面，描述为“城楼内道北有一处房屋”，并说：“曾约几位朋友探讨，大家认为这应是一个税务机构”[46]，此后，此处铺面为“税务所”便成为主流认识。2015年，余辉先生著《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除同意此处铺面为“税务所”的提法外，又提出其隔壁为“军酒转运站”。[47]
以上诸先生讨论的实际就是孙羊店左手的两个铺面的问题。笔者以为，有拉弓人的铺面是孙羊店的批发卖酒铺子，是孙羊店作为正店的根本；最靠近鼓楼的那处铺面，则是孙羊店的布帛批发铺子。（图9.13）
图9.13 《清明上河图》局部之孙羊店的酒铺与布帛铺
先论酒铺子。宋代施行榷酤法，《宋史·食货》记曰：“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48]又曰：“元丰元年，增在京酒户曲钱，较年额损曲三十万斤，闰年益造万斤。”[49]宋方勺（1066—？）《泊宅编》卷六：“京师不榷酤，官置院造曲，增其直出贸，凡酒户定年额斤数占买，虽不榷亦榷也。”[50]
据之可知，朝廷在东京实施榷曲，就是官府对酒曲实行专卖，也就是间接地专卖酒。又《东京梦华录》卷二：“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51]又卷八：“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52]又卷五：“其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53]则此孙羊店，既挂“正店”招牌，则当是所谓的在京酒户，通过向官方“定年额斤数占买”酒曲，就可以大量酿酒卖酒（包括向脚店批发酒）了，图中其后院堆积如山的酒缸便是印证。而正是凭大量酿酒卖酒，孙羊店才能够挂“正店”的招牌。
此铺面与孙羊店间，隔一低墙，墙上是不高的透空木栅栏，两处互见，显然只是一种隔断。铺面临门紧挨放着2排8个大木箍酒桶，靠门前的木桶上放着一把大长柄酒舀子，还有3把大长柄酒舀子倚靠在后墙上的窗栅栏（1把被柱子遮住一大半）上，靠后墙的木桶上还立着一张弓，靠后墙还有一个更大号的木酒桶。环绕着8个木酒桶，有4个男子，中心位置是一个斜背过去朝孙羊店方向拉弓发射的人，裸着上身，上衣卷扎在腰，肌腱发达。拉弓者右边的人着无袖短褂，似正在调整手腕上的绑带，拉弓者左边的人，亦是裸着上身，肌腱发达，一边注意着拉弓者，一边似正在松开腰间扎系的衣服，最后一人虽被门前柳树遮住了大半身子，依然能看出亦裸着上身。
此铺子外面，则有三组人马：其一，为二马一人，人为仆夫打扮，马配坐鞍，应是正在等候在孙羊店高乐的主人，与此酒铺子无关；其二，为柳树下，一人才卸下二头驴子所驮的方形包裹，一个老人拿着纸卷在旁边等着他，观其情形，应是与旁边布帛批发铺子有关，亦暂置毋论；其三，为二驴拉的串车旁，三人正检查捆扎串车上的几个大皮箱似的货物（串车最前面的一人仅露出部分身体）。笔者以为，只有这组串车人马与这酒铺子相关，其人当为远道贩酒的客商，他们的整装待发，正呼应着酒铺子伙计们的动态。他们的大皮箱应是才被酒铺伙计们装满了酒，酒铺里的伙计，应是才干完卖酒的力气活，拉弓者则正在把所收的票款用弓弦弹射到正店的收银台去。理由如下：
其一，动物的皮可作酒囊，适于携带贩运。如《汉书》卷九十一记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54]唐颜师古（581—645）注曰：“自号鸱夷者，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55]又如《史记》卷四十一：“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唐司马贞（679—732）索隐曰：“范蠡自谓也。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为号也。韦昭曰：‘鸱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56]
其二，拉弓弹射也是一种便利的传递方式。“弓生于弹”[57]，单独的弓，亦可用作弹，以传递信息、小物件等。如果仔细观察，就会注意到那拉弓人所拉的弓上并没有箭，整个酒铺也没有一只箭。其实若果真有箭，也是不可思议的，朝正店方向射箭，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而这样大量卖酒的铺子，伙计们集搬运、销售于一身，也实难有暇玩耍空弓，况且也不合职业之道，只能讲他张弓是为了传送某种东西。而当此客户整装待发、伙计调整放松之际，如果有要传送的东西，大概也就是票款之类。此铺面没有收银台，则收银必在正店，而两者之间还有隔断，离店送票款过去不仅麻烦，且难免有不虞之事，用这种弓弹射到正店的收银台，倒是很方便。所以，笔者以为，酒铺伙计拉弓，当是一种将票款传送到正店收银台的便利方式，正同笔者幼年时见过的一种空中飞票夹的方式一样。
按：这种飞票夹的收银方式，曾经非常普遍，称作打飞票或钢丝收银。具体就是在商店里拉起铁丝，一端在高高的收银台上，一端在营业员处，营业员把钱、购物票夹在夹子里，挂到铁丝上，用力一打，就滑到了收银台，收银员收钱结帐，再把发票打回给营业员。至今杭州中山南路的邵芝岩笔庄仍保留着这个设施，（图9.14）但已主要是作为一道旅游风景了。
图9.14 杭州邵芝岩笔庄的飞票夹与收银台（钢丝收银）（作者摄）
现在再说布帛铺。如前所引，张安治先生所言的“卖布的铺子”，当是指铺子左角的那个很小的铺面。他所言“代写书信的先生也占用了一间铺面”，则是目前主流认知的办税务。笔者则以为整一个是布帛批发铺。（图9.15）
图9.15 《清明上河图》局部之孙羊店布帛铺的大称
此铺面与那卖酒的铺子之间同样也只是一个隔断。铺子左角的那个小铺面，里面成卷的布帛密密堆放，是它的仓储；抱布回望的老者，当是抱着布样，在等候吩咐。铺内书法屏风前，有两人一坐一立，一人执笔，另一人双手执卷子，都看着案上的卷子，显然两人是在对账。立者身旁是一个大木支架，支架上挂着大称，称权放在地上，很是显眼。我们知道，重量乃是衡量纺织品的重要技术指标，所以，这个大称自是布帛铺的标配。大称架后的墙上挂着幕布，状态与抱布老者后面卷起的幕布很像，当是另一个仓储。铺子门前，靠近抱布老者一侧，有四人环立于捆扎好的一堆布匹包裹旁边，两两成一组。第一组是一人俯身揭开覆于布匹堆上的苫盖，头却侧扭，视线正在拉弓人身上，嘴巴半张，有些少见多怪的模样；其左手边的同伴帮着手托苫布，目光似也被拉弓人吸引去了。第二组是一人一手执笔，一手执卷，忙着登记；一人手指布匹堆，回望着登记人的卷子，显然这是一单收货的生意。铺子门前靠近孙羊店正门一侧，前面已经提到，一人正连架子卸下一头驴子所驮的方形布帛包裹，柳树干上还靠着他已经连架子卸下的另一头驴子所驮的方形布帛包裹，一个老者拿着纸卷正跟在他旁边等着为他登记，看来也是一单收货的生意。
宋代有和买绢制，如《宋史·食货》所记：“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58]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亦记：“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于天下，于岁首给之，谓之和买绢，或曰预买。”[59]而全图所画时节在清明前后，所以这里表现的收货不会是官府夏秋之际的“和买绢”。
北宋有发达的丝织业，漆侠先生曾估算宋仁宗时代，“全国机户当在十万户上下，也许更多一些”[60]，因此，除了输送官家的“调”、“折科”、“和市”[61]，自由的布帛交易，特别是高档的丝织交易也不会少。如宋太平兴国年中，即“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殼等段匹，不须买织，民间有织卖者勿禁。”[62]《东京梦华录》亦有对东京彩帛铺面的记录：“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63]
观此处布帛铺，交易不能算小，但场面委实称不上《东京梦华录》所云之“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不过，在孙羊店右手街上刘家香铺斜对面，倒确有一个布帛铺，能与《梦华录》所云相印证。那铺席门面较大，整个店面的门头上整齐地搭盖着深色的遮阳篷，遮阳篷上大书“□家鲜明匹帛铺”，门前还有一个高高的落地招牌，露出的字则是“锦匹帛铺”，铺中设有长而宽的柜台，便于铺布量布，环绕柜台则放有宽宽的长条凳，便于顾客坐下挑选，有三个顾客正向里坐在当门的条凳上（图9.16）。排场甚是讲究合宜，情形与此处的布帛铺完全不同。因此，笔者判断此处这个正在大量收货的布帛铺，是一个批发性质的布帛铺。
图9.16 《清明上河图》局部之□家鲜明匹帛铺
如此，则两个铺面，一个批发酒，一个批发布帛，都是事关食货之大者，复加其正店的华丽阔绰排场，孙羊店的财源广进真是活灵活现，而画者歌颂国富民丰的深旨亦昭然若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