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的商朝人
商朝建立后，伊尹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闲暇之余也发挥了自己的料理之能，并将两者结合，常以美食论治国之道。伊尹共辅佐了商朝四位帝王，其执政之外的膳食理念给当时人们在烹饪上指明了方向，激发了他们对新味道的探索。
商代的饮食发展为后来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正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在烹饪时将副食从主食中剥离开，使两者有了更明确的划分。
殷人种植经验充足，善于占卜观天象看收成，由此带来了农牧业的发达。当时，农牧业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各类谷物均有种植，养殖猪、鸡、羊、马外，水牛和鹿也被驯化；另外，当时人们狩猎规模极大，他们狩猎网捕各种动物，包括鱼、龟、兔、鹿以及那些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活跃在中原地区的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如大象、犀牛和貘。
可以说，商朝时期谷物和肉食原材料是非常丰富的，不过瓜果蔬菜等素食依旧匮乏，尤其蔬菜种类极少。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商朝时期人们的食物主要有谷类稷、黍、麻、豆、麦，水果类桃、樱桃、郁李、梅、枣，鱼类鲫鱼、鲤鱼、草鱼等，肉类牛、羊、猪等，其他类蜗牛、田螺、蛤蜊、蚌、龟、蟹等。
稷即现在的小米，是商朝人最主要的粮食，黍常用来酿酒，麻则用来榨油，豆直接煮着吃。在当时，因为麦饭粗劣难咽，且还未掌握面粉制法，商朝人极少食用麦，但也有专家认为，商代时人们已经懂得用小麦制作面粉，只是技术尚不成熟，不能大规模制造。
在烹饪上，商朝人掌握了煮、腌、蒸、烤、炖等制作食物的方式，最擅长炖和煮，其次是烤制和风干，能够制作腌肉和腊肉。
饮料方面，酒文化获得了极大发展。商朝人爱喝酒是出了名的，不仅有《诗经》中的记载为证，更有大量酒器验实，不过他们当时掌握的并不是酿制白酒的技术，多是用粮食酿的米酒和水果酿的甜酒，酒精浓度比较低，因此可以喝得酣畅淋漓还能纵情歌唱。
商后期 兽面纹觚
是商代盛酒的器皿，用于贵族饮酒之用，在特殊节日里，也常用作礼器。觚体圆，喇叭形状，侈口，束腰，圈足。腰饰兽面纹，无地纹，上饰弦纹二道，下饰弦纹三道。兽面纹觚形体较小，纹饰简单，颈部较短，口沿向外伸张不大，这些都是商代前期青铜觚的特点。从上古时期开始，古人饮酒、盛酒的容器就有很多种，式样装饰不一，可以看出古人对饮酒及酒文化的热爱和重视。
商后期 乳丁纹勺（斗）
商后期用于盛酒的酒器，用于把酒从大的容器盛出倒进酒杯或比较小的酒器中。杯身长宽相当，侧出一柄，柄长为杯长的二倍多。杯身饰乳丁纹及细线浅浮雕三角纹。
商代 毕龟爵
此器物是宗庙内祭祀祖先所用的温酒礼器，古人在饮酒时，常需要把酒进行温热，使其口味达到最佳，此器即为温酒之用。此爵腹深卵圆底，流宽，短柱在近喉处，柱顶作笠帽形，耳鋬如弯板条，三足略短。铜腹饰“兽形纹”，双眼凸起，柱帽有“旋涡纹”，铭文刻在腹壁上，铸有“毕龟”二字族徽。中国酿酒产业历史悠久，楚国地处长江中游地区，常年气候温暖湿润，降雨充沛，适合稻谷生长，稻米是楚人的主要食物，也是当地人酿酒的主要原料，楚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发展出成熟的酿酒手工业。同时，楚人又继承了商人的酒文化精神和传统，用酒来祭祀多神，尽虔敬之事。
商代 亚丑杞妇卣
此器为商代后期装酒器物。器盖盖沿与盖顶呈垂直，盖住器身上的子口，器身两侧双环显示该器原本有提梁，通过双环与器身相连，但今已遗失，此卣为殷墟晚期器制。颈盖皆饰夔纹，腹饰兽面纹。这些花纹皆浮雕鼓出器表，但不见雷纹衬底，这种没有雷纹衬底的兽面纹见于殷墟晚期，足饰二细线浅浮雕弦纹。盖里中间及器底中央同铭各四字“亚丑杞妇”。由此可见商代饮酒文化已开始兴盛。
商朝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饮食烹饪器具，其中以酒器居多。郑州的二里岗曾出土过一大批商朝时期的酒器，有饮酒用的爵、斝、角，存酒用的尊、壶、卣、罍，还有温酒、调酒用的盉。除了酒器，商朝盛饭、盛菜、盛肉的器具种类非常齐全，并且都是分开使用，煮饭炒菜用的鼎也有了创新，结合了鬲的特点，粮食加工器具磨盘、杵臼等也都出现。由于那时还没有桌子和椅子，商朝人吃饭时都是席地而坐，为了方便起见很多餐具都有几只高高的足。
商朝之所以能够在食材原料匮乏的情况下呈现出相对丰富的饮食文化，正是源于商朝人的“贪吃”。如同青铜器上的“饕餮”，商朝人对吃充满了探索的欲望，所以，商代也是一个味觉大冒险的时代，而这个冒险之旅直至商朝的最后一位帝王纣登基也并未结束。
就拿纣王本身来说，在饮食上同样沿用了他的治国之道——荒淫无度。吃惯了普通食材烹制的美味后，纣王就想来一些新鲜的味道，便命令人去捉来大象、犀牛、天鹅甚至老虎等珍稀动物，让厨师剥皮剔骨，放进炖锅里供他享用。
不过，也正是因为商人的“贪吃”，才为灿烂的饮食文明打下了基础，为后世开创了多姿多彩的味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