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颂
毕一鸣同志的著作《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1]，是一本深入研究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新作，是对播音主持艺术理论进行前沿性探索的力作。
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而且汇聚了诸多不同的观点，然后条分缕析地给以归纳和判别，从而使作者的立论更显得坚实、充分。因此，读完这本书，不仅可以增长知识，还能够拓宽学术视野，有利于实践经验的提升，开阔理论研究的思路。我确实感到，这本书值得认真一读。
一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人们而又似乎争论不休的“概念”，即“播音”与“主持”，如何界定？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观察与思考》节目，并且在屏幕上正式打出了“主持人”字样，成为中国广播电视史上第一个主持人节目。从那时以来，究竟什么是“主持人”，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当时，“主持人”一词，确是“舶来品”，因此，才有“能力”“权力”“采编播合一”“个人身份”“记者型”“小音量、近话筒、一对一、快节奏”“即兴口语”“交谈式”“平等、平视”等说法。到现在，仍然不能形成理论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毕一鸣同志认为，“播音是一种应用语言艺术，而主持则是一种传播行为，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指出：“必须从多学科的角度，借助语言学和传播学的最新理论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并尽可能用实践的例证加以说明。”这又从另一个视域帮助人们认识这一对概念，确实有他的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剔除了某些不合理的界定，如：“播音是有稿子的”，“播音是念稿”而“主持是无稿的”；“主持是即兴口语”；“播音与主持有本质的不同，有原则的区别”；“播音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主持人的时代正在到来”等。虽然还有把二者截然划分开来的观点，却并不再走红了，原因是在广播电视的实践中，在广大受众的心目中，区分它们、廓清它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在逐渐淡漠，而只有强调大众传播的公众形象，强调广播电视传播中的喉舌意识、群体意识、服务意识，强调“三贴近”，才能真正专注于播音主持艺术的新闻敏感、道德修养、文化水准，尤其专注于语言功力深刻内涵的开掘与阐发。我们一再强调，“播音员”也好，“节目主持人”也罢，都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都是“以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头露面，驾驭节目进程的人”，都应该走“以播为主，一专多能”的道路，坚持“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高质量传播。也就是说，既可以把文字稿件转化为有声语言，也可以把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在“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美愉人”的传播中，充分发挥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创作主体”的聪明才智、语言功力，展现自身的艺术个性、风格魅力，达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传播目的。
至于“语体”特征，主要是“朗诵式”“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的语言样式同“高雅庄重”“平实正规”“通俗灵动”“消闲自在”的语言体式的具体融合。把“播”与“说”对立起来，并用以区分播音和主持，不但造成语言表达的单一，而且极大地限制了有声语言创作的天地，容易消解创作主体的风格特色。事实上，创作主体必须以本真的身份融入节目中，并且应该加以调整，即强化、美化节目中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淡化、弱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才能为创作主体以真实的身份、真诚的态度、真挚的感情、真切的语气塑造出来的公众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非要区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那就要研究传播史，研究传播规律。自从广播出现以后，就有了“播音员”或“广播员”的指称。后来，“电视播音员”“体育播音员”等相继出现。此外还有“解说员”“评论员”等。当节目中出现“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似乎又有一个新的岗位，需要新的指称了。而且，除了命名，还要“证明”其“新”，努力寻找其“特点”，以便发挥其优势，促其成熟。但是，这很容易走向脱离历史、脱离规律的“形式化”“浅表化”“模式化”的概括。一个新形式刚刚出现，就意味着它的内涵还在发育、成长。这一形式同已经存在的形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认真考察、分析，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往往会事与愿违。更何况，现在广播电视节目的形态正迅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把“播音”简单看作“播读稿件”，把“主持”简单看作“即兴谈话”，那么，它们不是也在发生融合和交叉吗？各种样式和样态不是正在进行互补和互通吗？今天，再锲而不舍地追寻“二元对立”，还有没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呢？！
二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要是指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创作”。当我们说到有声语言的时候，一般就包含着“副语言”；当我们说到创作的时候，一般就是指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或者把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的“明确目的——艰苦劳动——转变形态——取得成果”的创作历程。“有声语言创作”包括三个维度：话语权力的显性、隐性维度；语言功力的功底（天赋条件、养成要素）、能力（观察、理解、思辨、感受、表现、鉴赏、调检、回馈）维度；表达典范（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维度。其中，既有传播观念、传播形态，又有创作主体、语言样式；既有传承经验、传受关系，又有文化蕴涵、美学理想。我们认为，中国播音学（或曰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作为新兴学科，它是建立在四大学科群（哲学美学、新闻与传播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任何单一学科的归属，都会极大地限制它的长足发展。
例如，在有声语言的创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样式”和“体式”，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文体”类别阐释，也不能笼统地进行“语体”类别划分。从中华民族的语言流变、新中国播音经验和普通话实践来看，我们的有声语言样式一定涵盖“朗诵式”“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我们的有声语言体式一定涵盖“高雅庄重”“平实正规”“通俗灵动”“消闲自在”。在不同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节目中，这些样式和体式总会以各种特有的形态汇聚、凝结在一起，尽管主体形态凸显情况不一，却很难加以拆割分离。面对各种文体，它们会各显其能、各展所长；处于各种语境，它们能扬长避短、避实就虚。就说新闻文体，只要抓住“新鲜感”这一要素，并落实到具体内容，那么，采取任何一种样式，融入任何一种体式，都是可以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出来的。囿于“说”，就会被当下、零散、浅表、轻快所束缚，有时甚至在“流畅”的遮蔽下，丢失了主次、分寸，遗落了基调、底蕴。有时也会在“亲切”的满足中，忘记了身份、感受，放弃了性灵、风格。因此，我们必须强化语言功力，在刻苦的磨炼中，使有声语言样式和体式进行高效、高质的融会贯通，从而达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境界。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应该成为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绝非仅指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普通话方面，我们确实应该成为模范、表率。一字之失，全篇为之阻塞；一音之舛，全句为之嵯峨。我们应该做到传者与受众的“信息共享”，同时，我们还应该做到传者与受众的“认知共识”和“愉悦共鸣”。我们的社会责任是进行有效、有益的语言传播；我们的历史责任又是引领全民族语言素质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时，长期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可以不断地获得知识、开阔眼界、积累体验、增长智慧、加强美感。同时，学习并涵化语言、锤炼并提升表达，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完全能够实现的。我国自从“书同文”以后，有声语言的传承几乎只存在于文字的表述之中。人们的日常语言里，虽然保存着这方面的财富，却已经被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淹没了，竟造成了难于“以今识古”“由己辨人”的状况。我们的有声语言表达如果屈从于、同流于这个现状，毫无精粹、典范可言，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而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有声语言，就在其中；真正能够流传久远的有声语言，也在其中。只有如此，才称得上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才可能倾听时代的脉搏跳动，应和时代的气韵节奏。
三
广播电视传播，特别是有声语言传播，很容易走上“时尚”和“流行”的路径。当“写规范字，说普通话”的口号妇孺皆知的时候，似乎只要字音准确，就万事大吉了。那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氛围，会导引人们追新求异、集怪猎奇，认定凡是正规的、倡导的，就都是保守的、道统的，应该一律消解，以显示自己的“新潮”。殊不知这种观念，用在理论上会造成混乱，用在实践上会引向迷茫。毕一鸣同志在本书中，旁征博引，做了很多相当有价值的解析和判别，对于深入研究，大有裨益。当然，也有一些论证并非没有争议，可以通过讨论进一步澄清。其实，我们的中国播音学，的确还有稚嫩之处，需要不断完善，有些问题还没有进行充分的阐述，有些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普及和广泛的宣传。例如“播音腔”“字正腔圆”“语感通悟”“整体和谐”以及各条规律等。这里，仅对“字正腔圆”的认识，简单说几句。
“字正腔圆”是从戏曲中借鉴来的，流传很广。我们用以要求和衡量话语主体在吐字归音、用气发声方面的规格，并表现为语流的珠圆玉润、气盛言宜。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字字夯实、声声强劲。“字正腔圆”要求，在训练时，充分调动喷弹力度、发音亮度，努力达到字词的清晰度、声音的圆润度；而在话筒前、镜头前使用时，必须根据具体内容、主次关系、思想感情、语气基调、轻重缓疾、抑扬顿挫等的千变万化给予恰切地、控纵有节的表现。在有声语言创作中，一定要解决诸如含混不清、绵软无力、字拙声浊、苍白生硬等问题，在一系列练声的必要程序中，一定要强化“字正腔圆”的意识，否则，便会走上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斜路。“字正腔圆”并不必然导致呆板、僵化，只是练习过程中、使用过程中，应该警惕任何“以不变应万变”的机械状态，以防半途而废或功亏一篑。
也许是过于追求“生活”“自然”，也许是刻意逃避“规范”“高雅”，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抛弃播音基本功——语言功力。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时弊”，它诱惑人们的话语染上“男声女气”“女声嗲气”“洋气”“痞气”的底色，甚至不惜去迎合媚俗、招欢买笑。于是，“字正腔圆”不见了，语言功力破碎了，还以“编导规定”“受众偏爱”自诩。不知我们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能不能继承和发扬？大众传播究竟不同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播必须而且只能反映人生百态、大千世界，纷繁的人际关系和变迁的事物态势。一旦脱离现实情状，它自身也就枯竭、固化了。如果还要一味凸显人际交流的品格，淡化大众传播的引导功能，恐怕只会使大众传播深深陷入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吧？西方传播学的要义，大多忽略了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经典性，而过分关切市场经济中文化商品的消费性。我们切莫进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沟壑。
读过毕一鸣同志的专著，我异常兴奋。我们有一大批理论研究工作者，有的在播音主持实践岗位，有的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有的还在其他领域工作。他们都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播音学术探索，甘于寂寞，志存高远，聚精会神，刻苦钻研，陆续撰写出相当出色的论著。其间虽然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欠缺，像播音的定位、传播的规律、节目的形态、发展的趋势等，还不那么周延、缜密，有待于更加科学地整合。但是，我们都从中看到了中国播音学丰收的希望，那累累硕果必将有利于这个学科的日益成熟和渐臻完善。
拉拉杂杂信笔写来，也不见什么“创新”之处，以此抒怀并致贺。
是为序，当否？
张颂
2003年12月7日草成
[1] 本书是《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的修订版。《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于2005年出版，被数十家院校选为“播音主持艺术概论”课程的教材，故修订版将书名改为《当代播音主持艺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