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制度的发展与播音策略
中国人民广播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传播制度的建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1940年12月30日，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由于广播电台当时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被称为“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件由新华社编辑科提供，播出时间为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一小时左右。播出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文件、《新中华报》社论、《解放》周刊重要论文、国内外新闻等。另外，电台还播出抗日进步歌曲等文艺节目。党中央对广播宣传非常重视。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电台广播的指示》中强调：“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试播，由清凉山新华社口播组提供广播稿，并专门派通讯员骑马送来。试播时，新华社派来女播音员徐瑞璋（麦风）和姚雯，后又调来肖岩。有人回忆当时她们播音的情景时说：“她们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早早地走进了播音室，点上小油灯，轻轻地放下了挂在窑洞门口的毛毯，然后走到麦克风前，静静地坐在那里。当播音时间一到，小徐打开麦克风开关，做了几分钟的呼叫以后，开始播送毛主席亲自起草的那篇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即党中央对‘皖南事变’发表的重要谈话）。为了使真理的声音传播更广，小徐播完一遍后，小姚又播了一遍。在整个广播过程中，她们几乎拼出了全身的力量，使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印入听众的心里。你听，她们播出了对国民党亲日派的严重警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将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的语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多反战的日本友人参与了抗日宣传。譬如，1941年12月，新华社从日本反战同盟会调来了日语播音员原清志。她每周广播半小时日语节目，主要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消息，号召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我党首次用外语广播，前后大约半年多。后原清志被调离，由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一位叫森健的播音员继续播音。
图9-5 齐越
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和设备技术的短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曾一度中断工作，直到1945年9月5日才恢复播音。当时的播音队伍不断扩大，先后调入了李慕琳、孟启予、于毅、钱家楣、杨慧琳、吴作贤、夏沙、于韵琴等，后来又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调入丁一岚、纪清等播音员。1947年8月电台调来了第一位男播音员齐越（图9-6），此后参加播音工作的还有柏培思、邱原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时期，播音工作经常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表扬。1947年4月，周恩来在收听了羊马河战役胜利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个播音员讲得很好，应通令嘉奖。”同年5月，女播音员钱家楣播出了蟠龙战役胜利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她播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严词痛斥、慷慨激昂，讲到真武洞祝捷大会时热情奔放、鼓舞人心。毛泽东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18]解放区的人民因他们而欢欣鼓舞，敌占区的听众把他们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1948年5月至9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时期，负责新华社广播工作的是梅益、徐迈进、温济泽，尤其是温济泽，经常写信给播音组，提示宣传要点，指出播音时的注意事项，对播音工作进行鼓励或批评。这些指导或建议，对于形成我国播音传统极为重要。譬如，要求大家做到语言规范、播读正确、立场鲜明，并对工作性质、工作方式、工作态度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个时期的播音工作，有些方面成了播音研究的重要命题，但大多数还只是处在纠正错误、工作安排的层面，人们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专业问题，上升到系统理论来加以研究。
1948年下半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制定了《播音手续》《编播发稿工作细则》《口播清样送审办法》等。其中，《播音手续》规定了播音员每天工作的程序，要求播音员“播音时必须严格依照稿件，不得错漏或更改一字”“如发现错播，应立即重播”“若系重大错误，应请示编辑部负责人，正式发表更正”。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广播电台的编播工作更加具体化、责任化、规范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训练有素、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一丝不苟的广播工作者。[19]
我们在当年播音员的个人工作总结中可以了解到陕北台播音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播音员孟启予在1948年9月的《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详细地记录了播错、播漏的每个字，断得不得当的句子以及改进的办法等，并对播得好的稿件进行表扬。齐越在《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总结了播音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办法，涉及字音错误、语句错漏、语气把握等方面，认识到了责任承担、认真备稿、心态调控的重要性。这些个人总结是最早涉及播音本体的研究，虽然以个人经验总结的形式出现，但鉴于其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以传授的方式对年轻播音员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具有理论研究的意涵。[20]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3月，陕北台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电台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详细指出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以及播音应注意的事项，如怎样准备稿件，如何掌握抑、扬、顿、挫、快、慢、轻、重，如何表达语气情感，规定了播音手续、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等，系统地记录了播音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三项任务和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要求，中央和各地广播电台根据广播特点，达成了不能完全依靠报纸、通讯社，应发扬艰苦奋斗、锐意创业的精神，自力更生办广播的共识。
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主任的左荧，在1951年3月1日编印的《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该专业化》一文，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阐述，认为“作为培养播音员的办法提出来的‘编播合一’，显然不但没有提高播音水平，相反倒降低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否定了播音工作独立发展的前途”。左荧指出“播音工作应该专业化”，并对播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说“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21]。
1952年12月1日至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发展广播事业的方针。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指出播音工作常常影响宣传工作的全部效果，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播音员“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要使自己广播的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
1954年7月，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全体播音员讨论，共写出五篇文章：《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这五篇文章是总结我国播音工作经验的最早的文章，梳理了几种主要新闻体裁的播音以及播音工作管理和培训播音员的办法。
1954年11月8日至20日，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热潮。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地播处处长左荧到会讲话，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被邀请的一些专家、学者、著名演员作了专题报告。其中，梅益的讲话涉及播音创作的方向、播音工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手段、情感、技巧和修养等方面的问题。左荧也作了重要发言。专题报告内容丰富，包括台词、朗诵、语音学知识、发声机理与方法、嗓音锻炼与保护、戏剧表演体系及演员修养等。
这次大会明确了对播音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对苏联播音经验和相关学科知识进行了学习、讨论，丰富了播音表达方法，基本上形成了播音创作的基本架构，为构筑中国播音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3月左荧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发言，并以《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为题发表于《广播业务》试刊号。文章首先论述了播音在广播工作中的重要性，指出播音是广播工作程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播音员是语言广播的集中体现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应成为党的出色宣传员，走在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前列。文章对轻视播音工作和片面强调播音工作重要性的两种错误认识进行了辨析，指出播音工作是一种语言表现艺术，并分析了播音艺术的特点。文章还认为，“播音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要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必须研究“播给谁听——播音对象”“播些什么——播音内容”“为什么播讲——播音目的”“怎样播讲——播音技术”等问题。其中，“播音技术”就是“播音艺术”。这一看法的提出正是左荧重视播音专业化和艺术性的体现，对此后播音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论述“怎样播讲”问题时，左荧明确提出，“播音是一种艺术创作，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因此，我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单纯自我表现，一种是机械模仿”[22]。这些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张颂教授认为，“这篇文献是左荧同志对播音理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对于播音的第四个要素的阐释，凸显了他的真知灼见，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成为中国播音学进入草创时期的前奏，为《中国播音学》专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节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撰写的《朗诵艺术》，连载于《广播爱好者》，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内容。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其语言表达艺术的理论框架比较全面，为我国播音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我国播音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播音经验，研究“大文章”的播法，播音理论初见端倪。这一时期，理论成果以黄皮书《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播音业务》、蓝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总结了国外（苏联）、中央台和地方台（主要是省台）的播音经验，是对当时播音经验的一次总结和推广，也为播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齐越在《向苏联播音员学习》一文中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苏联播音工作的经验。他说：“苏联播音员把播音看作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要掌握这种最难的语言的艺术，我们要‘稿件不离手，朗诵不离口’，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和锻炼。”[23]但其中，“虽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明显地带有零散的经验色彩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印记”[24]。这篇经验介绍最早提出了“播音员要掌握日常生活中进行谈话的三个要素，并把它运用到播音中”。这三个要素就是：说什么、为什么而说、说给谁听。
在这个时期，不仅仅是播音，其他广播方面的工作也在盲目地照搬苏联的经验。虽然其中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存在着许多充满“冷战”思维、极左倾向的观点，直到1956年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时才得到部分纠正。
1958年4月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目的以及在办节目和事业建设中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等问题。会议认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了广播有三个任务：宣传政治、普及知识、文化娱乐。
1958年春，中国第一套黑白电视广播设备试制成功。同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沈力成为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
1962年，齐越在上海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以此为标志，学界开始了对中国播音学的探索。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开办中文播音专业。教学需要进行教材建设，在借鉴姊妹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设了“发声教学”“基本表达”（时称“语言逻辑”）等课程，印发了有关教材和资料。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播音理论的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一些基础理论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用气发声以及感情、停顿、重音、节奏等内外部技巧都得到了阐述，播音理论体系开始有一定的格局和基本构架，播音研究由此走向体系化。
20世纪60年代是老一辈播音员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延安时期的艰苦创业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业务积累后，他们在技巧、心态等方面日益成熟，播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出现了以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为代表的“四大高峰”。他们在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整体播音样式中展示了个人的风格特色：齐越气势磅礴、豪放洒脱；夏青端庄严谨、铿锵隽永；林田清新晓畅、娓娓动听；费寄平宽厚和蔼、亲切爽快。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潘捷、葛兰、林如以及后来的方明、铁城、陈刚、雅坤、虹云、丁然、常亮、赵培、徐曼、钟瑞等都不会陌生。他们在群众中的知名度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时代风云密不可分。齐越播送的“开国大典转播”、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夏青播送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林田、潘捷、齐越、夏青等播送的“九评”都在当时发挥了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各地方台也有一批颇负盛名的播音艺术家，譬如上海电台的陈醇、天津电台的关山等。这个播音艺术家群体形成了播音事业的辉煌时期，并从他们的播音实践中总结出人民广播的“十六个字播音风格”：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文革”开始以后，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政治内容急剧增加，知识内容大幅减少。
广播新闻节目几乎都是照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报道和文章，多数情况下是全文照播，偶有删节，也是小心翼翼，唯恐犯“政治性错误”。广播电台实际上被剥夺了编辑权。
这一时期，广播中充斥着“造反派的语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节目开始的称呼语由过去的“各位听众”改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接着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播出一段毛主席语录。
十年动乱期间，播音理论和业务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来的播音理论和积累的播音经验被否定，理论学习、业务培训、语言训练被迫中断。更为严重的是，播音界的优良传统被抛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形成的庄重朴实的播音风格被破坏，语言变得高调、绝对化、盛气凌人，广播节目充斥着大喊大叫，形成了调门很高的空洞的“播音八股”。很多播音员在“文革”中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节目中充当假话、空话、套话的传声筒，也不得不采用“高、平、空”“冷、僵、远”的播音样式来迎合“阶级斗争”的需要。播音员良好的声音驾驭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没有用来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却用来传播虚假、浮夸的内容，很多播音员的内心极其痛苦。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
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是在时隔14年，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10月7日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1年来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明确新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加强对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这一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认为，31年来广播宣传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经验：
（1）正确认识广播电视的性质，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广播电视的巨大宣传作用；
（2）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搞好广播电视宣传的关键；
（3）充分掌握广播电视的特点，扬长避短，提高节目的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4）中央广播与地方广播，无线广播与有线广播，应有分有合，互为补充，构成宣传整体，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这个现代化宣传工具的作用。
从此次会议到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广播电视“自己走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台、电视台自己的以“短”“快”为特点的新闻明显增多；
（2）广播评论重新上马，电视评论初现荧屏；
（3）出现了主持人节目；
（4）发展远程教育，开办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5）电视剧得到复苏和发展。
“亲爱的同胞，新年好！从今天开始，我给诸位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我姓徐，名曼。我喜欢到处有自己的朋友……我将向诸位奉献上我真诚而热烈的友谊，奉献我这颗真挚的朋友之心……我愿通过空中的电波，为海峡对岸的同胞服务……”
1981年元旦钟声刚刚敲响，台湾岛上千万台收音机里，突然传出这甜美柔和的声音。这声音真挚感人，仿佛是在同海峡彼岸的同胞坐在一起促膝谈心。这是祖国大陆的声音第一次如此亲切、甜美地传入台湾同胞的耳中！从此，徐曼成为无数台湾听众的挚友，她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也成为台胞中最受欢迎的节目。如今，40多年过去了，提起那段往事，已过花甲之年的徐曼眉宇间仍然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改革开放以来，“主持人节目”形式被引入国内。这类节目中也涌现出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介人物，如赵忠祥、宋世雄、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方明、亚坤的《在大海中永生》，徐曼的《空中之友》，赵忠祥的《人与自然》，宋世雄的《球赛解说》，白岩松的《东方时空》，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敬一丹、水均益的《焦点访谈》等，都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并设立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2006年升级为国家政府奖。它是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这项评选在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参评者和作品之后，经初评、复评等严格程序，由广电业界有关领导、专家及受众代表组成的终评委员会评定。遵照评奖章程和评奖细则，经过严格评审，公正投票，最终有40个作品和人物入选“金话筒奖”。其中包括播音作品10件（广播5件、电视5件）；主持作品10件（广播5件、电视5件）；广播播音员、主持人10名；电视播音员、主持人10名。“金话筒奖”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也是播音业务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
1981年8月，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的特点和新闻播音中存在的问题。会议提出了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大会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在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次会议汇集各地播音工作经验，形成了《话筒前的工作》一书，并正式出版。
1994年10月，由张颂教授主编的《中国播音学》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播音学理论体系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宣告了一个学科的诞生。这部教材汇集了我国播音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规模宏大，共40章66万字，不仅明确了播音的学科定位，而且在理论、方法、指导思想和实践性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初步建立了中国播音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中的语言表达艺术进行梳理和总结，初步形成了理论框架。1999年，吴郁出版《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对节目主持艺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节目主持人的语境、语用规则、语言功力、语言风格和主持人节目的语体特征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不同类型主持人节目的语言表达艺术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我国的播音主持事业既受到国际上四种传播制度的影响，也服从于国内改革发展的需要，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下的播音主持艺术发展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播音主持艺术将得到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必将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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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柏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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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瑞，辛顿.英国新闻史［M］.栾轶玫，译.6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10-117.
[6] 卡瑞，辛顿.英国新闻史［M］.栾轶玫，译.6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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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非，胡逢瑛.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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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图索.美国电视明星［M］.杨照明，叶莲，倪垚，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128.
[16] 约翰，沃尔特.记者生涯［M］.史文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72.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工作参考［J］.1955（3）.
[18] 红旗飘飘编辑部.解放战争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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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左荧.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J］.广播业务，1955（2）.
[23] 齐越.向苏联播音员学习［J］.广播业务，1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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