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语言是艺术语言
播音语言具有艺术性质，艺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创作主体只有将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和爱憎感情灌注在形象创作中，赋予形象一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量，才能使欣赏者得到某种美感享受。愉悦听觉、感染受众，是播音语言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一、播音语言的艺术特征
张颂教授指出，“愉悦，是一种美感，由两个方面组合而成：一方面，创作方要力求达到一种层面，即在真与善的基础上，营造出引人入胜的氛围与境界；另一方面，接受方能够进入一种层面，即在生存状态、道德情操的追求中，生发出赏心悦目的性情与向往。二者的愉悦若能达到和谐，便产生了共鸣，缺一不可”。[31]他还指出语言传播的美感营造大体上有四个层面，即音声美、意蕴美、分寸美和韵律美。
（一）音声美
主要是声音圆润、清朗；吐字归音准确、清晰。
音声美就是使声音不断美化、艺术化。从播音的实践效果来看，给人以美感的声音具有圆润、响亮、坚实、持久的共同特点。“圆润，就是声音饱满而润泽，听起来不干瘪、不嘶哑、不尖利、不生涩。响亮，就是洪亮、明亮、透亮，听起来很清楚，很省力，而不是那种纤细、纤弱、暗淡的声音。坚实，就是结实、稳定、坚固，没有忽窄忽宽、忽粗忽细、出叉、发飘等现象。持久，就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声音一直是圆润、响亮、坚实的，不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越来越暗。”[32]
播音使用的普通话本身就是一种声感优美的语言，不仅语音抑扬顿挫、富有音乐节律，而且语句的组合也十分和谐、对仗，富有韵律。播音语言不仅需要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节目内容，而且应最大限度发挥普通话自身的优势，表达时字音响亮、声调和谐、节奏鲜明、韵味悠长，从而给人以美感，产生动人的魅力。
（二）意蕴美
任何一种艺术再现生活的手段都是有限的，所以艺术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表达生活的直观印象，而是要通过这些生活现象，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这里所说的“意蕴”类似于艺术上“暗示”的表现手法，它的特点不是仅仅再现生活中的直观印象，而是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揭示与它相关的其他事件或社会意义，把丰富复杂的内容用精练的形式概括地加以表现，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暗示手法的适当运用，可以构成艺术的含蓄和明确相统一的表现力。”[33]正如我国古代文论学家梁廷楠在《曲话》中说的：“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含蓄常常会给人文约意丰、余味无穷的美感，但是含蓄精练，不等于含糊。故弄玄虚、晦涩难懂，就谈不上意蕴美了。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意蕴似应涵盖意境。意境是我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艺术创造、欣赏和批评中，人们经常把“意境”作为衡量艺术美的重要标准。意境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王国维曾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就是指意与境的统一。他进一步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把“境界”看作艺术美的本原，提出“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也”，就是说如果在艺术表现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自然就产生了神韵。许多著名播音艺术家的作品，都能让人真切地感觉到那种神韵和气质。如夏青朗诵的《早发白帝城》，并不仅仅是“绘景”，而是把诗人李白从流放到遇赦那种欢快、振奋、归心似箭的复杂心境表现了出来。这种寓情于景的表现方法就体现了意境美。
（三）分寸美
“分寸”指的是一种结构比例的关系，指一件事物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平时所说的“匀称”，就包含了一定的比例关系。古代宋玉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也是指比例关系。什么样的比例能给人以美感呢？文学的结构要贯串情节和表现人物性格；戏剧的结构要贯串矛盾冲突；绘画、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的结构，都需要有统一的基调。古人曾说，好戏的结构，“妙在千丝一缕，毫无凌乱之病”，就是指和谐统一的戏剧效果。播音艺术也是这样，内容的主次、感情的浓淡、态度的差异等都涉及整体把握的结构问题。“任何稿件、任何话题，从句到段到篇，几乎都存在分寸感的把握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物及其关系，在反映和讲述他们的时候，总有主次、总有轻重、总有缓急，并在有序的、动态的传播中，显示各自的位置、价值。这些比较中的存在，必须用相应的、贴切的有声语言给以鲜明、适当的表现。于是‘分寸感’便自然有了不可或缺的意义。”[34]这说明播音中的“分寸美”事实上也就是艺术表现的“结构美”。
（四）韵律美
韵律美是有声语言的一种形式美。韵律，顾名思义，是韵与律的总称。所谓韵或押韵就是一种类音（或称半谐音）的反复。如汉语诗词押韵的“十三辙”“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等规矩。所谓“律”，是指声音在诗、韵文中形成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建立在音的强弱或轻重变化上。其表现在“音节”上的，称为音步。“音步”的变化是由于音节的数量和重量的位置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格式，如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等。“不同音步”的数量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诗行和不同的诗词格律。声律是诗歌中语音配合的艺术规律，包括押韵、平仄、句式等。
播音的韵律美主要表现在语调的抑扬变化和语流的顿挫节奏上。有人认为：“在节奏的基础上赋予一定的情调色彩便形成了韵律。韵律能给人以情趣，满足人的精神享受。”[35]生活和自然中都存在着节奏。郭沫若曾说：“本来宇宙间的事物没有一样是没有节奏的，譬如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四时代序，这便是时令上的节奏；又譬如高而为山陵，低而为溪谷，陵谷相间，岭脉蜿蜒，这便是地壳上的节奏。宇宙内没有一样是死的，就因为都有一种节奏（可以说就是生命）在其中流贯着。艺术家就要在一切死的东西里面看出生命来，在一切平板的东西里看出节奏来。”[36]播音的节奏感一方面表现为语流有序律动的过程，同时也表现为感情跌宕起伏的变化。节奏有序、错落有致，听众才能听之悦耳、有味、惬意。美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告诉我们，有规律的变化才能怡情悦性。有变化而无规律则失之杂乱，有规律而无变化则失之呆板。寓变化于统一，寓统一于变化，这是一条美的规律。
二、播音语言的艺术风格
播音语言的艺术风格主要是指语言运用中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如播音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个人风格等。
（一）播音艺术的时代风格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时代风格往往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的反映。播音艺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服从不同时期的宣传要求。我国人民广播诞生在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激烈的阶级对抗、严酷的战争环境、壁垒分明的受众群体，注定我们的播音风格必须爱憎分明、泼辣犀利、同仇敌忾。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赞扬过播音员钱家楣：“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起我们的胜利又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37]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播音风格有了很大变化，齐越、夏青、林田、潘捷、费寄平等一批著名播音艺术家的播音普遍反映出一种豪迈庄重、热情奔放、刚柔相济、朴实清新的新时代风格，既振奋人心，又鼓舞斗志。但在“文革”中，播音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影响，语言表现为“高亢、平直、空泛；冷漠、僵化、疏远”（习惯上称为“高、平、空、冷、僵、远”）。改革开放后，播音的社会功能有了很大变化，播音语言变得更加亲切、自然，增加了交流感和认同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播音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一定的主导风格，而同一时期的播音艺术家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这就是播音艺术的时代风格。
（二）播音艺术的民族风格
民族风格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结晶。语言的民族风格就是民族语言体系本身特点的集中表现。恩格斯在给玛丽的信中，谈及他给朋友们用多种语言写信时说：“我写的是多种语言的信，因此，我现在就用英语——不，不，我还是用优美的意大利语，它像和风一样清新而舒畅，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盛开的百花；也用西班牙语，它活像林间的清风；也用葡萄牙语，它宛如满是芳草鲜花的海边的浪涛声；也用法语，它像小河一样发出淙淙的流水声；也用荷兰语，它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浓烟，给人以舒适安逸的感觉。”俄罗斯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也为自己民族的语言感到自豪，他说：“罗马皇帝查里五世曾经说，用西班牙语跟上帝说话，用法语跟朋友说话，用德语跟敌人说话，用意大利语跟女人说话，都非常适合。可是，如果他擅长俄语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补充说，用俄语来跟所有这些人说话都是非常得体的。因为俄语具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生动、德语的坚强、意大利语的柔和。此外，它还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优美、简洁和富于表达力。”[38]
那么汉语的民族风格是什么呢？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民族语言之一，和其他语言相比，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韵味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即音乐性和简洁性，富有艺术表现力。这样的特点在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上都有所体现。
汉语的声、韵、调形成了具有乐感的语流。汉语的音节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乐音较多，容易合辙押韵，加上声调平仄起伏，所以能够形成抑扬顿挫的美感。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占多数，不同词组间的轻重格式的搭配容易形成节奏鲜明、朗朗上口、丝丝入耳的美感。
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有的熟语，从三字格的惯用语、四字格的成语到整齐对称的谚语、俗语等，简洁生动、优美和谐，并且具有浓郁的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特点。同时从词义上分析，汉语的比喻义、象征义、借代义等最能表达汉民族的特色。汉语特有的构词方式也具有简洁、和谐的特点。
在语法关系上，英语主要是通过动词或助词的变化来维系的，汉语则主要通过语序和虚词来表示。因此汉语的短句多，语句顺畅、简洁、精练。
汉语的修辞手法有对偶、排比、回环、顶真、反复、层递、倒装、跳脱等，可以综合表现出汉语的形式美和风格美。如同著名作家老舍所说：“所谓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语言文字之美是我们所特有的、无可代替的。我们有责任保持并发扬这特有的语言之美，通过语言之美使人看到思想与感情之美。”[39]播音艺术的民族风格就是通过语言的民族风格来表现的，无视汉语本身的美感特点，一味追求“洋腔洋调”“港台腔”等，既不可能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谈不上播音艺术的民族风格。
（三）播音艺术的地域风格
讲求播音语言的民族风格，并不意味着排斥民族文化中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地域文化孕育的民情风俗、气质格调等。我国地域辽阔，文化纷呈，北有燕赵文化、关东文化、齐鲁文化等，南有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楚汉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区域孕育出了不同的艺术气质和风格。我国的古籍文论诗话对这种艺术的地域风格就有许多论述。例如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40]这里作者指出了南北词人不同的创作风格，点明了客观存在的南柔北刚、南华北朴的地域文化风格，希望能够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也论述过南北曲词不同的语言风格：“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41]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常讨论的“曲分南北，调各声情”论的来源。这种南北风格不同的理论由文艺评论波及艺术的各个领域，播音艺术也不例外。譬如上海电台的陈醇和天津电台的关山就是地方台比较有影响力的播音艺术家，他们的播音既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也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南陈北关”。在各地的主持人节目中，个性鲜明的主持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播音艺术应该提倡“百花争艳”，只有深深地植根在地域文化的土壤上，充分汲取阳光、雨露和营养，播音艺术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
（四）播音艺术的个人风格
人们在欣赏一些播音作品时，总会感到不同的播音员、主持人具有不同的语言特色：有的粗放写意，有的秀丽工整；有的严肃大气，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朴实清新，有的潇洒圆润；有的富于抒情，有的擅长叙理……如同古人刘勰所说，“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风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曾经引用法国评论家布封的话说“风格就是人”（也译作“风格即人”），这就是说，艺术家的风格主要是他的思想品格，或者说是他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创作个性。由于生活阅历、思想性格、审美趣味、艺术才能以及文化修养的不同，播音员、主持人在播音语言的运用上，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播音艺术家在观察社会和表现生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观察的视角，没有自己富有特色的表现手段和艺术语言，而仅仅就事论事地客观陈述或者表面地描摹，缺乏对事物深层的表现，就难以显示出自己的创作个性，在创作中也就没有“我”的存在。齐越和方明是两代著名播音艺术家的代表，他们都播送过魏巍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但是由于两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所以播出时的风格也不相同。“齐越的感受是：自己进入了战场，同志愿军战士一起朝敌人拼杀。牺牲的战士都是他身边的战友。他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听齐越的播音，仿佛听众也进入了场景，看到眼前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壮烈场面，并且感到振奋与激励，对志愿军战士肃然起敬。而方明的感受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之上，追溯40年前那波澜壮阔的一页。他的播音如同一首壮丽的史诗，唤起人们对我志愿军战士深深的怀念与眷恋。”[42]
播音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是一个艰苦磨砺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主要借鉴苏联的播音经验。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认为，苏联的播音经验中有许多有用的知识，同时他也注意到俄语的重音规则和汉语的区别，不能生搬硬套。夏青从自己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还广泛地向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虚心请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风格。首先，夏青的播音比较独特，激情澎湃中有着理性的思考，抒情而不恣肆，叙理而不矜持。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曾给人以激情和力量，但是夏青播送的《海燕》更让人多一些启迪和思考。其次，夏青的表达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运用停连的技巧十分高超，多停少连，内在逻辑十分严谨，总给人以“声断意不断，气辍情不绝”的感觉。“严谨”与“疏放”本来是两种相对的表达风格，但他却把语意的严谨和语句的疏放巧妙地结合起来。最后，夏青在重音的表达上也十分精当，他的表达脉络清晰、明白晓畅，节奏跌宕有致，语气庄重，语势稳健……所有这些特点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夏青那种“态度庄重、语气质朴、逻辑严谨、感情饱满”的播音特色。这也说明不同的表达手段结合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表达风格，每一种表达手段的组合都可能产生新的风格。
近年来，在广电新媒体中展现出的播音艺术的个人风格越来越丰富多彩。譬如，赵忠祥在电视专题片《动物世界》中别具一格的解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描绘得如此和睦、融洽，使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再如，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林如的播音风格是典雅、含蓄的；雅坤的播音雍容大度，给人以回肠荡气的感受；虹云的播音热情奔放；铁成的播音则高屋建瓴、铿锵有力……主持人的语言形象就更加讲求个性化：白岩松的犀利、水均益的敏锐、敬一丹的凝重、崔永元的幽默、尼格买提的俏皮……这些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形成了他们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
三、播音语言的艺术欣赏与批评
艺术欣赏与批评是播音发挥艺术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它们是使播音作品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桥梁，也是检验作品社会效果的重要途径。无论欣赏和批评都要讲求艺术标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鉴赏和评判播音艺术，才能有力地推动这项艺术的发展。这也是研究播音语言艺术应该重视的环节。
（一）播音语言的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是由于接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活动，也是一种通过艺术形象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活动。马克思指出：“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43]所以，欣赏和被欣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播音作品是能够被人欣赏的，具有欣赏价值；其次，欣赏者具有鉴赏能力，能够对作品作出合理评价。
播音语言作为审美对象，和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都应具有“真、善、美”的思想内涵。它追求“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性三感”，即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规范性是指语言规范，清晰顺畅；庄重性是指真实可信，落落大方；鼓动性是指情真意挚，爱憎分明；时代感是指胸襟开阔，新鲜跳脱；分寸感是指准确恰当，不温不火；亲切感是指恳切谦和，息息相通。”[44]由此不难分析出，“三性三感”实际上涵盖了“求真、向善、尽美”的审美观念。可见，播音艺术语言的审美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颇具欣赏价值。作为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媒介语言，它集中表现了汉语言准确、丰富、精妙、优美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鉴赏播音语言的艺术价值时，不能仅以形式主义的标准来加以评判，更应该注重它的实际社会效果。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错误倾向，就是过分看重语言的声音特点，而忽视语意的表达。因此任何一个优秀的播音艺术作品，不仅需要赏心悦目（耳），还应该启人心智、感人肺腑。播音创作必须从内容出发，“以积极自如的状态在话筒前进行有声语言的再创造，达到恰切的思想感情与尽可能完美的语言技巧的统一，体裁风格与声音形式的统一，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出稿件的精神实质，发挥广播电视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45]。当人们聆听方明播送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时，他的语言不仅给听众以怀念的感受，而且听众也深深地被他创造的意境所震撼。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播这篇通讯和播讣告是不一样的。播讣告是沉痛宣告，播通讯是一种追忆。这时候的情感有别于他刚刚去世时的悲痛，而是从悲痛中有所升华了。虽然在‘撒骨灰’一处，有一个情感的高潮，但它在全文中只占很小的分量。这篇通讯更是在确立了继承小平同志遗志的信念这一基础上，概括小平同志的一生。”[46]方明的语言表达不仅追求声音形式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这篇作品因此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播音与主持作品奖一等奖（国家级政府奖）。
（二）播音语音的艺术批评
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艺术批评则是对艺术作品进行逻辑思维的科学评判。艺术批评是艺术欣赏的深化和发展，主要任务是引导和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从而促进创作者创作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创作者可以从善意的批评中获益，在肯定自己成绩的同时，正视并反思自己的不足，找到前进的方向。
那么播音主持艺术的批评标准究竟是什么？作为艺术标准，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项：一个是思想标准，另一个是艺术标准。思想标准主要是指作品内容，艺术标准主要是指表现形式。“作为基础性评判标准，不能不考察内容、形式及二者的关系。离开语言内容、形式、语境，离开节目整体、语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特别是离开‘有声语言’，这个‘标准’就或被架空，失去实践意义，或被扭曲，变得支离破碎。因此，必须从传播效果去考察。如果仅从传播过程的中途——词语组合上，语意形成上，甚至是文字稿件上去考察，就混同于报刊编辑、校对了，实质上，便把‘有声语言’的创作降低、抛弃了……因此，如何以播音语言的六个特点对播音质量进行基础性评判，是要有共识的，是要有共同语言的……”[47]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了播音语言艺术标准问题。播音主持艺术的思想标准实际上是指创作者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语言作品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反映。譬如，对文字内容或节目宗旨是否理解深刻、表达清晰；对受众的思想能否产生正确的引导；语言表达的分寸火候是否得当，等等。夏青曾说：“从我自己30多年播音工作的体验来说，我是很欣赏陆游这些诗句的，叫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些诗句的哲理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新闻播音。我们要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的经验，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稿件上，光从字面上去备稿、播稿。当然，忽视语言表达技巧是不对的，但是，强调理解和体会也是必须的。理解是表达的依据，我们应该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追求语言的表达，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48]夏青的这段话提纲挈领、十分中肯。
人们在评鉴播音语言艺术作品时，很多时候并不是理解上的问题，而是创作者的表达技巧或表达能力出了问题。一些很好的思想内容成了“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去”。这样的播音效果，暴露出创作者表现手段的贫乏，需要努力加以锤炼和提高。播音艺术十分强调创作者的语言基本功训练。语言能力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都是用进废退。我国的播音教学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吐字归音、练气发声的方法，提倡正确处理好“情、声、气”的关系。基本功是否扎实，在播音创作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它直接影响创作者能否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表现节目的内容。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大家都十分喜爱的主持人节目形式。主持人亲切、自如的话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亲切自如，绝不等于放任随意。实践证明，语言形象是需要塑造的，如同“包装”一样，如果仅仅追求一种随意、浅白的语言形式，就会失去语言的魅力，也就谈不上审美艺术效果了。这在广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人们往往会从语言形象上去揣测一个人的真实容貌。如果播音员热衷于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未必就是好事。因为大家一见面，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令人大感意外，要么给人留下遗憾，完全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聪明的广播人”往往会隐匿自己的真实面貌，而努力去塑造和保留听觉的美好印象。
（三）欣赏、批评与创作的关系
播音创作是欣赏和批评的基础，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都以具体的播音主持艺术作品为对象，这是批评和欣赏的共同点。但是欣赏偏重于感性活动，批评着重于理性分析，这是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同时还有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欣赏水平提高了，批评的质量才能提高；同样，对作品的分析越深入，对作品的鉴赏也就越全面。目前的欣赏和批评大多局限在专家评奖的过程中，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方面需要专家的积极评论，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当前，人们对广播电视中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现象存在的分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对“播音腔”“主持调”的认识各有褒贬。“腔调”本来指词曲的声律，我们又可以把它理解成语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有人认为传统播音可以“涵盖”主持人，还有人认为播音员、主持人需要“走出魔圈”去追寻“另类”的语言范式。在语言上，形成了播音员和主持人完全对立的业务观点。这个问题原本并不复杂，完全没有必要搞两套标准、两类研究方向。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目前在这个领域中还缺乏正常的艺术批评和鉴赏的渠道。这种状况不利于艺术创作的发展，既误导了播音员、主持人语言创作的方向，又影响了群众对语言艺术的正确评价。同时，这种状况也会造成播音主持队伍业务思想的混乱，我们应该尽力避免。
有声语言是广播电视重要的传播手段。可以说，广播电视节目的任何一项变革都首先会在语言形态上反映出来。“播音腔”“主持调”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播音腔”反映了语言传播形态的局限性，“主持调”表明了语言传播形态的变异性。语言学家陈原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需要的是规范的语言，而且是相对稳定的语言。如果语音、语汇、语法日日变，这种语言就不能进行社会交际。僵死的语言不能适应变动着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样，变异得离谱、变异得过快的语言也不能承担起社会交际的职责。”[49]规范的对立面是变异，语言的变异会使语言失去规范，而过于固化的规范又会导致语言的僵化。因此，“播音腔”需要增加活力，“主持调”需要加以规范，这才是语言发展的辩证法，也是“播音腔”和“主持调”对立统一的关系。
艺术创作的直接目的是为受众提供欣赏对象，因而满足受众的欣赏需求就常常成为创作目的，影响作者的创作方向。艺术批评是欣赏与创作之间重要的中间环节，能够反映受众的需要，帮助创作者提高创作思想、艺术水平，从而沟通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艺术批评、艺术欣赏、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彼此依存的关系。创作是欣赏的对象，欣赏的需要推动着创作的进步；批评促进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普遍提高，批评的水平又因创作和欣赏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提高。
广播电视从“开始走路”、“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如何遵循广播电视规律，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也从未停止过这种探索。既成的模式会遇到新问题，变革创新又难免会出现困惑。面对广播电视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我们都应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求同存异的科学态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推动广播电视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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