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场与主持人节目
本书在第七章的“场域理论”中谈到，主持人节目是一个“意见场”，主持人应成为这个场域中的“意见领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主持人节目又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走向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主持人节目既是“意见场”，也是“舆论场”。节目中呈现的是人际交流的“意见场”，但它对社会所施加的广泛影响，很可能酝酿成社会“舆论场”。在当前的社会舆论结构中，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场域”——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意见交流场（主要是指网络舆论）。如何打通这两个舆论场，是主持人发挥引导舆论作用的新思路。2011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推出了系列评论，其中《打通“两个舆论场”》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这对如何正确引导舆论、把握舆论导向很有借鉴作用。
打通两个舆论场，需要主持人坚持党性原则，按照党中央“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从基本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群众坦诚交流，形成交集。比如，突发事件的信息透明，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触摸民意脉搏，从群众利益角度，体会解决现实矛盾的切肤之痛，增强紧迫感，不要与主流民意对抗；不要违背经验常识，不要低估群众的智慧。
打通两个舆论场，呼唤民意的理性表达，就需要真正落实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四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主持人能否认真反映和倾听民意，化解民怨，让社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是减少社会矛盾、创造和谐社会的关键。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主持人对社情民意，需要更敏感，更体贴，更有人情味，遇事也要更有担当。
在现代社会中，正确反映民意的舆论才能够成为主流舆论。而主流舆论并不取决于媒体的规模，而取决于是否顺民心、合民意。在全球化的传播格局中，已经清楚地呈现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性、公共性的特点。要有所为，就必须顺势而为；要有所立，就必须立在其中。资深记者、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把“舆论引导”概括为六句话、四项原则，即“公布事实即引导；辨明是非即引导；指出利害即引导；讲清大局即引导；揭示趋势即引导；及时沟通即引导”和遵循舆论引导的“可信性原则、权威性原则、接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通过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积极引导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议论，用比较全面和切合实际的结论矫正只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偏颇认识。
舆情是在社会舆论场中形成的。舆论场是指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公众意见的一种场合。按照舆论传播学的原理，舆论领袖是能够对社会舆论场直接施加影响的重要因素。因为广播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节目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必然会引发社会舆论的某种“共振现象”。譬如，一位农民在写给中央电视台的信中，用朴实的语言比喻《焦点访谈》是“帮哑巴说话，扶盲人过河”，《焦点访谈》主持人一直把它作为节目追求的目标之一。“每天1000多件的观众来信、来电、来访和电子邮件，尤其是有些观众的来信是以大包裹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一天不拆看，第二天就会堆成小山，这些东西为《焦点访谈》提供了稳定的信息来源，也为《焦点访谈》分析民情、捕捉热点提供了可靠的资源。”[1]特别是谈话类节目中激烈的观点碰撞，会促成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在众意交错的情况下，主持人不仅是节目交流场域中的“Host”（主人），而且当他的影响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场域中时，就会形成社会舆论场。在这个场域中，主持人可以发挥“舆论领袖”的角色功能。因此我们还需要从社会舆论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所发挥的作用。
一、主持人节目是引发社会共振的舆论场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是社会场论的创始人，考夫卡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心理场理论，提出了“环境场”“行为场”的概念。用“场”的范式研究社会舆论，能认识意见产生的环境机制。“场”不仅是意见形成的条件、空间，而且是推动意见发展的契机，甚至制约着它的方向。“场”成为意见产生的共振圈（也有人称为“论宇”，事实上，“宇”指的是“空间”，“宙”则是指“时间”）。意见场与本书前面讲到的舆论场是同一概念，但是意见场往往范围比较小，意见也比较集中、具体。舆论场则是议论范围更加广泛的概念，它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或渲染气氛。专家指出，同一空间里，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和诱惑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面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会以比一般环境下快得多的速度形成舆论，并有加速蔓延的趋势。[2]这对主持人节目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场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
下面就从这三个要素入手来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
广电新媒体中“一对一”的人际交流方式，似乎不存在“人群密度”的问题，但是这种“一对一”的方式和生活中的人际交流有所不同，它同时面向大众，也就是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倾听、关注，甚至参与这种交流活动。尽管他们并没有同处一室，但是他们依赖媒介的延伸作用，处于同一社会空间。因此可以说，广电新媒体的人际交流方式是一个空间分散、众意汇聚的“社会舆论场”。这个舆论场既是虚拟的，也是现实的。因为受众只从感觉上接受这种传受关系，没有直接交流的固定场所，所以“场”是虚拟的。但是受众思想上的分歧和认同又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意见会以不同的方式反馈到这个交流过程中来，如写信、打电话、网络留言等，所以“舆论”又是现实的。由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电子媒介提供了相互交往的便利，使得这种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在主持人节目中，“一对群”“群对群”的交往方式也屡见不鲜。所以广电新媒体节目已经不仅仅是大众传播的工具，它也融汇了多种交往方式，节目中产生的“场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二）舆论场的开放度
舆论场的开放度实际上是指空间的开放度和信息内容的开放度两个方面。
广电新媒体的空间开放度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传播范围无远弗届，特别是借助卫星转播后，完全可以覆盖全球。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健全与发展，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主持人节目几乎涉及所有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生活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成为充分反映民意的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公众论坛”。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变。群众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随着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不断得到提高。主持人节目对推动社会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三）舆论场的渲染物或渲染气氛
除语言的交流外，主持人节目也比较注重环境的影响，对演播厅的布置、小乐队的配合、纪念物的展示、录像资料的回放，甚至对嘉宾座位的角度、出场的顺序等都要精心安排。因为这些对改善环境气氛、促进情感交流、协调人际关系等，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中，演播厅的背景画面总是艺术家的大幅生活照或剧照，暗示了嘉宾不平凡的艺术生涯；《实话实说》中的小乐队，常常起到调节气氛的作用；《对话》中展示的资料，常常会给人意外的惊喜等。这些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视听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广电新媒体节目的感染力也得到了很大增强，从而激发了受众参与的热情和浓厚兴趣。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主持人节目一般都具备促成社会舆论场形成的基本条件。
二、节目主持人要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
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Opinion Publique）的概念。1781年，印欧语系中产生了相同的概念Public Opinion。中文往往把Public Opinion译为“舆论”。此外，它还被译为公众意见、公共意见、民众意见、群众意见等。因此，“意见领袖” 也被称为舆论领袖，在英文中使用同一个词语“Opinion Leader”来表示。这个概念指的是群体中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他们或是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媒介或消息源，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够左右周围的人。但是，他们的“领袖”地位是相对而言的。许多人在此时、此种关系中可能成为关于某个议论客体的“舆论领袖”，在彼时、另一种关系中，可能并不是“舆论领袖”。正如施拉姆所说，“这类领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人当中都有，要看人们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知识”[3]。
舆论领袖对于民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一生周游半个中国，研究救国之道，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旅店里度过，向人宣讲救国主张。他认为社会风气败坏就会亡天下；为了振兴国家，人人有责任保天下。他提出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至今，可谓爱国言论的精华。仅凭这句千古不朽的格言，顾氏无疑是一位立言者，是近代中国舆论领袖的杰出代表。
群众议论演化为社会意见依靠舆论领袖的引导。舆论领袖往往会在多种意见争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发表真知灼见，提升意见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迅速把大家的意见聚合为一种共识，鼓动并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正确认识并解决问题。比如，五四时期第一位指名道姓批评孔子及儒家传统的，既不是鲁迅，也不是陈独秀，而是易白沙（1886—1921）。1916年2月，易白沙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孔子评议》一文，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易白沙的这些言论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民智的开启者、舆论界的先导。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舆论领袖是公众的代言人，也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能够对社会问题较早提出系统的见解。
舆论领袖必须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判断力、满腔热情说服群众，博得群众的充分信任。舆论领袖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洞察问题的英明睿见，维护公众利益的决心是他们取信于民的特有品质。当他们以宏大的思想、艺术的谈吐出现在群众面前时，其神态和魅力会立即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使人们赞不绝口。舆论领袖的高论被公众接受，不在于他们能说会道，话语富于鼓（煽）动性，而在于表达的意见能够全面、深刻地反映公众的要求。他们运用评价性的思维分析各类问题，把群众不同的认识和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唤醒人们的自觉。这种评价指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克服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群众在讨论中一旦接触他们的意见，就会被其真诚的信念和浓郁的热情所感染，成为这些意见的追随者。
当然，舆论领袖也不仅仅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分布在各个领域。大都是政治家、学者、专家、艺术家、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政党领袖、著名新闻记者等，只要是在某一方面经常发表富有影响力的意见的人都具有舆论领袖的素质。平时他也可能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可以语出惊人，发表振聋发聩的言论，获得公众的响应。舆论领袖是群众意见的代表，充分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十分注重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了解百姓的喜乐甘苦，熟悉他们的语言，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这是舆论领袖具有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许多名人讲不出名言，缺乏革故鼎新的意识，在公共场合或电视上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发引起人们的反感。一旦脱离群众，不认真观察人民的生活，体验公众的疾苦，就无法真正表达公众的情感和呼唤。在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广播电视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关键在于培养更多能够了解民生、表达民意，忠实履行“三贴近”原则的主持人。因为“舆论监督”不等于“媒介监督”，舆论是民意，只有代表了民意，主持人才能够真正履行“舆论监督”的使命。
三、引领公众意见导向既定的社会目标
如果说主持人节目是个舆论场，那么主持人就应该思考如何营造这个“舆论场”，并努力掌握正确引导公众意见的各种方法。
任何节目都有自己的宗旨，总会有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追求。作为公众人物的主持人，首先必须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群众的利益，按照节目宗旨来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如果主持人只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或者个人名利，而不顾后果地热衷于所谓的“炒作”或“轰动效应”。那么，无论哪种社会制度、媒体，都不会姑息、容忍这些行为。因为这不仅危及国家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实际上也在贬损媒体自身的价值，轻则导致媒体的公信力下降，重则使媒体受到处罚，甚至关门整顿。
一般来说，主持人节目特别是谈话类主持人节目，嘉宾、受众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从而形成矛盾冲突。而展开矛盾并疏导众意，最后形成意向性结论，似乎是这类节目的突出特点和一般性程序。但是，展开哪一类矛盾？怎样展开？展开后如何解决？则是节目事前必须策划的重要内容。尽管不要求所有的主持人节目都形成明确的结论，但是起码应该有启发性的建议，做到引而不发。如果主持人不能够发挥“引领意见”的“领袖”作用，就无法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那种任由别人反客为主、无所作为的主持人，是不称职的主持人。
强调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在国际上已经是惯例。考察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到：“谈话节目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和核心，起着控制整个节目节奏的作用。在谈话节目传播群体中，主持人是唯一固定的，而不像嘉宾和现场观众是流动的。虽然会有很多人参与节目的前期策划或后期编辑制作，但谈话节目的即兴谈话方式使主持人对节目的进程、节奏、内容、格调甚至节目的整体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持人是节目开始的引言人、中间的串联人、结尾的总结人、全程节奏的控制人。”[4]
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国际双行线》节目，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原因是节目邀请的嘉宾之一谭盾中途退场，导致节目中断。因为这个节目邀请的多位嘉宾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艺术观点。两种观点的冲突，形成了强烈的“场效应”，这样的情境在国内谈话节目中的确不多见。嘉宾退场的原因可能就出在主持人的“场控制”能力不足，或者说思想准备不充分上。因为节目中一方嘉宾无休止地“批判”另一方，如果主持人不加以控制和调节，交流谈话就会演变成“批判会”，另一方拂袖而去就是必然的了。后来，另一位现场嘉宾“救了场”，把这期节目持续了下去。当然，主持人最终还是扭转了现场的尴尬局面。
综上所述，主持人为了取得并保持谈话节目的“场效应”，就必须学会并掌握“场控制”的艺术。“场控制”艺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激发活力，各抒己见
产生“场效应”的前提，是存在若干个相互吸引而又相互作用的“力”。就是说，谈话的各方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聚在一起来寻求共识。如果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倾向，便难以激发思想的火花，也不可能引起大家谈话的兴趣，所以主持人必须慎重选择嘉宾，他们是产生“场效应”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各方势力要相当，话题分寸要适度，欠则不当，过犹不及。在舆论场中，应该允许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巴赫金喜欢用“差异”这个更贴近对话的词语，来描述他的张力观点。他说，在对话中“差异能造成一种张力”。可以说，这种“对话的张力”既包括最大程度的讨论或者争论，也包括不断发生的冲突和斗争。合理冲撞是“场效应”的必然现象，至于冲撞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持人的控制能力，也取决于话题的重要程度。
（二）协调沟通，寻求共识
当各种意见不一致时，主持人的责任不是扩大分歧，而是寻求共识。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被誉为“人类追求真理的化身”。据说他在雅典集市上，经常会把具有不同意见的人集合到一起，让他们自由争论，在激烈的争论中探求真理。为此，他称自己是一个思想的“接生婆”。可见，“求同存异”是谈话节目的重要特征和普遍规律。“求同”的前提是沟通和理解，“求同”不是掩盖差异、回避矛盾，而是承认差异、达成共识。对话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分歧，但是它为取得共识创造了条件。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协调控制作用就是整合众意、促进理解、寻求共识。
（三）把握导向，聚合舆论
“舆论的分散是由于利益分配、地域经济发展、城乡生活环境、信息接受知觉的差异等造成的，因而大众媒介着意展示各方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真实历程。他们的憧憬与忧虑、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舆论的深层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相互的理解，使分散的舆论找到更多的共同点。”主持人调控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大家的相互理解，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资深节目策划陈接章先生深有体会地说：“许多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片面看法合起来往往能使人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更为丰满、全面、深入、透彻。当时，某地青少年选出的心目中的十大偶像中有8名港台歌星，《市民与社会》节目为此开展讨论。有的退休干部听众表示担忧，有的中学生听众则埋怨‘社会给我们的就是这些东西’。种种议论结合起来，凸显了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各方面应该为纠正这一现象做些什么。这场讨论的嘉宾、社会学家邓伟志走出直播室后表示：听众中蕴藏的信息量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