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介环境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地球通信卫星和国际信息互联网的建成，大大推动了这一发展浪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环境，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正在变为现实。世界变成了一个虚拟社区、一个信息共享的“地球村”。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交往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传播媒介，多媒体、多功能、多选择的电子媒介逐渐进入现代家庭生活。现代媒介环境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跨区域传播的环境
媒介传播技术的创新发展对传播行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现代传媒发展的历史脉络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提出的“偏倚空间的媒介”倾向。所谓“偏倚空间的媒介”指的是传播媒介在跨越空间地域上具有极其强大的能力。如今，电子媒体实现了远距离实时传播，充分发挥了传媒 “偏倚空间”的特性，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重大现场直播活动中（如奥运会开幕式、世界杯足球赛、战争实况等）。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受众来说，已经没有了“时差”的概念。当前，现代传媒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都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4]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于导致“地球村”出现的技术手段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地球村’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信卫星。”1969年7月20日，由美国土星五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抵达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开始了人类辉煌的月球之旅。全球47个国家约7亿观众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了从月球上发回的电视图像。这次“电视转播似乎就是‘地球村’的落成典礼，是信息时代到来的一个仪式”[5]。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电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计算工具，而是变成一种重要的通信工具，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时代。互联网被联合国命名为“第四媒体”，它使得“地球村”的图景更加清晰、辉煌。互联网的实时传播、双向互动、超级链接等优势，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并为传统媒体所使用。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科学假想，在多媒体中得到了验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正在成为生活中的现实。毫无疑问，互联网成了实现跨区域传播的巨大的推动力。
综上所述，在“广播电视→人造卫星→互联网”的演变轨迹中，人们发现，它们都是实现“地球村”的基础条件。从传统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再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从有线广播到调频广播、数字广播、卫星广播，媒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二、跨文化传播的环境
要了解跨文化传播现象，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文化。英语中的“Culture”，原意是栽培、种植，并由此引申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等意思。这种含义与我国古代汉语“文化”中“文治教化”的解释相近。二者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主要关注人类精神领域的教养，而Culture却首先关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然后才扩展到精神领域。这种认识与汉语中“文明”的含义更加贴近。“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即人们今天理解的广义的“文化”。概而言之，“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6]。全部生活方式就包括精神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两项内容。
既然是跨区域传播的媒体，必然面临如何满足不同区域文化背景和民族习惯受众的需求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技术上实现了跨区域和跨媒体传播，但只有在内容上也实现跨文化传播，才是真正有效的传播。正如美国学者甘布尔指出：“当文化的多样性影响到传播的性质及其影响时，跨文化传播就发生了。因此，当我们谈到‘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我们是指‘理解并分享文化者所表达的意思’这个过程。实际上，跨文化传播包含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有跨民族传播（当交流双方来自不同民族时）、跨种族传播（当交流双方来自不同种族时）、跨国籍传播（当交流双方代表不同政治实体时）和文化内传播（包括各种同民族、同种族或其他相似群体内部发生的传播）。”[7]
人类社会是由多元化的文明、文化共同体组成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学、艺术等精神生活方式。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彼此的文化也有差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顺序和框架却大致是一样的。从中可以分析出，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是怎样逐渐突破地域局限，在更大的时空中获得广泛交流的，以至于形成了某些跨区域的社会共同体。当跨越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传统，用传播的理念分析人类社会群体在不断变化中走向整体选择时，跨文化传播问题就成为人们在研究现实文化趋同时必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思考的方向就是如何跨越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使人类思想成果得到交流，互相认同，充分共享。
（一）语言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符号都蕴涵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它们都与文化有关。在文化沟通方面，语言与非语言符号都是习得的，“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象征以及意义是由每一种文化教给它的成员的”[8]。比如“龙”字，英语通常把“龙”翻译为“Dragon”，Dragon在西方通常是指一种很可怕的动物，这与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图腾“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化既教我们符号，也教我们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吸收某种社会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符号的意义。跨文化传播在语言符号方面的难度在于“理解任何文化的语言意味着必须超越这种文化的词汇、语法和范畴，扩大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角度而达到一种宏阔的视野”[9]。
人们在日常交流时使用词语似乎毫不费力，这是因为生活在相同区域中的人们对词语产生的意义达成了高度共识。由于人们的经验背景十分相似，所以为正常交流中使用的大部分语言符号赋予了基本相同的意义。但是人们一旦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就会面临众多的语言文化差异——语言文字的写法、使用范围、使用习惯、语言歧义等，这必然会导致出现沟通障碍。在跨文化传播中，民族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被误译、误读或误解，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语言差异的深入了解。各民族语言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词汇基础上的，也就缺乏对词语的含义的认同，以至于想传播什么信息与实际传播了什么信息有时是不一致的。
由于文化差异，许多在国内大家通晓的词汇，却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譬如，在中国“鹤”是长寿的象征，日本也把它看作“幸福”的象征；然而，在英国它被看作丑陋的鸟。再如，“宣传”在中文里是一个中性词，是劝导、传布的意思，而在西方它却含有夸大、粉饰甚至欺骗的意味，是个贬义词，等等。美国媒体在讨论“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认为：首要原因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对中国文化历史知识的缺乏，有时会导致美国媒体忽略事件的重要因素，误解或曲解事件的真相。
（二）民俗文化的差异
民俗文化指的是世代相传、蕴藏在民情风俗中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无论哪个国家、民族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喜好和忌讳，对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风俗，我们应给予尊重。正如瑞士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总裁巴尼维克所言：“我们如何能取消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呢？我们不会，也不试图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增进了解。”[10]不同的社会习俗对传播的影响很大，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只有了解与尊重当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才能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尊重风俗习惯意味着传达的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受到抵制。有时一些无意识使用的颜色、数字、形状、象征物、身体语言等都可能冒犯某种特定的文化习俗。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颜色、数字、形状等的含义各不相同。
很多时候人们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审视他人的生活习惯，作出的判断就可能触犯他人的文化禁忌。譬如，某些地区有动物崇拜，印度人把牛看成是神圣的，中国人把鹤看成是吉祥的，埃及则视鳄鱼为神兽……如果把这些动物当成屠宰对象加以报道，很可能会伤害当地人的民族感情。
除此之外，如果体态语言表达不当，违反当地的风俗习惯，也会导致人们心理上不同的感受，影响传播的客观效果。譬如，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而在同是亚洲国家的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则相反，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因此我们要入境问俗、入乡随俗，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三）伦理文化的差异
伦理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价值取向。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主导下为人处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在处理同一事件时，产生不同的结果，有时甚至会有天壤之别。因为价值观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喜好态度等，实质上代表了社会潮流和民族意志。如果广播电视中传递的价值观得不到认同甚至引起当地民众反感，那么传播的内容自然会受到排斥。
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包括表达方式）乃是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是中国人与西方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研究表明，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强调群体意识，从社稷到家庭，从天下到国家，最后才是个人。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这一理念从西欧启蒙运动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政治理念，高度重视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它反对权威对个人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社会对私生活的干预，主张保护个人隐私和私有财产。
（四）宗教文化的差异
宗教是世界上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据统计，截至2019年，世界总人口约为75.79亿，信仰宗教者约为6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其中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有24亿人，伊斯兰教徒约有18亿人，印度教徒约有11.5亿人，佛教徒约有5.2亿人。这个数据表明，世界上大多数人信仰宗教，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信仰各主要传统宗教。另有数据表明，世界信仰宗教人数的增长率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基本持平。[11]也就是说，全世界信仰宗教者的绝对数每年都在增加。这是广播电视新媒体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现实状况。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不信教的，很容易忽视，甚至漠视宗教文化，从而难以理解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因此，在面向全球的思想传播和文化交流中会产生许多障碍，难以充分沟通和理解。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主张和观点都是可以包容各种宗教信仰的，这也是我们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譬如，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与各类教派和谐共处的思想资源和基础。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与“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心，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周易》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是这种精神。近代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见、闭塞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互相包容。跨文化传播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也是表达和平的愿望，争取沟通和理解。
三、跨媒介传播的环境
网络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从空间上来看，“新媒体”特指与当下“传统媒体”相对应的，以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为支撑，利用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跨越地理界线最终得以实现全球化传播的媒体。
由于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化制播手段的广泛运用，近几年广播电视新媒体节目的技术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节目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
首先，数字化引起了节目制作方式和节目形式的巨大变化。从时基开始，数字逐渐将模拟赶出了动画、特技、切换台、录像机、摄影机。随后的台内网和整个传输体制的数字化使节目制作向无带化方向发展。而虚拟演播室的引入，使得与网络有密不可分关系的虚拟显示技术逐步融入演播室和整个广电网络。
其次，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和受众的关系。广播电视由单一的“点对面”传播，逐步形成了“点对点”“面对点”的多种传播关系。互联网上每个人都能发送信息，这些信息既可以是一般的文字信息，也可以是多媒体信息（声音和图像）。这样一来，每个人既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媒体，媒体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双向的关系。
最后，集广播电视与网络宠爱于一身的网络音视频，既具广播电视媒体的视听冲击力和海量的信息承载力，又具有互动性、自由性、实时性、共享性、开放性等独特个性。
这种改变呈现出以下特点：
（1）音视频的“点播”成为一种主流传播方式；
（2）网络音视频具有社会性；
（3）新图像形态正在形成；
（4）多媒体融合传播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网络传播格局中，各地、各类与各级别音视频频道可以通过网络，成为“全国台”乃至“世界台”，签约的境外电视频道也可以通过网站覆盖国内受众。这样看来，我国音视频网络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传播格局。这个传播格局似乎“不经意间”改变着以往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其中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就是对受众的分流，由大众逐步分流为“小众”。随着5G、6G技术的推进和采用，新媒体的音视频传播究竟会在受众端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传播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相关传媒政策的改革？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正是由于传播的双向化发展，新媒体传播出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受众与传者地位越来越平等，反馈机会增加。以往的广播电视媒体是单向传播，传者处于中心地位，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者安排好的节目；而双向传播使受众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性，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地位，受众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选择信息，甚至发布信息。由于有了更多的反馈信息，广电新媒体可以从受众的选择中及时了解自己传播的内容是否受到欢迎和关注，以便随时对传播内容进行调整。
第二，可以选择传播时空。传统广播电视传播是一种点对面的线性传播，其传播方式和速度受到时间的制约，浏览内容转瞬即逝。而网络化的广播电视传播可以由受众控制，由于增加了空间选择，受众可以像在图书馆检索资料一样检索网络节目和信息。网络化的广播电视有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可以以低廉的传播成本获得最大的传播效益。如亿万受众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同时收看一场电视直播。所以，网络时代的广播电视让受众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第三，信息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传统的广播电视信息传播，虽然快捷而广泛，但对信息的理解和利用却受到不少限制。譬如，国民经济各项发展指标的含义，往往得不到进一步的阐释，令人费解。随着网络广播电视的出现，广大受众在得到这条信息的同时，还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补充信息。因此，在网络广播电视中，信息的价值充分显现了出来。
第四，满足专门需要的能力大大增强。虽然传统广播电视媒体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满足社会上的一般需要，如报道新闻、股市、天气信息等，但人们在一些不同时间里的特殊需要，很难得到满足。而网络广播电视则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受众可以通过一些专业频道、网页以及交互式查询系统，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在网络化时代，不仅各种媒体出现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趋势，而且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现代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媒体从业者经常需要考虑：如何不断发展和改善媒体的传播条件，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我国广播电视目前正在走向产业开发的道路，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规模化是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不断向受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成为广播电视传播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媒介，既是现代媒介环境对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也是媒介环境自身的特点。广播电视是这个媒介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和其他媒介一起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整个媒介环境的制约。在这个宏观的大环境下，现代广播电视语境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