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新媒体语境制约下的功能语体
英国功能学派语言学家哈里迪在The Linguistic and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中提出语境的组成包括范围（Field）、风格（Tenor）和方式（Mode）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言语变体叫作‘语域’（Registers）。”吴为章在《普通话语言学教程》里分析语境和语域的关系时认为：“‘语域’是语言使用中适应一定语境的‘话语’（篇章）的‘型’（模式），类似于‘功能语体’。比如广播电视语言是一种‘谈话体’、一种功能性语体’。”林兴仁在1989年出版的《实用广播语体学》中首先提出了“广播语境”的概念，同时也论述了这种语境制约下的广播语体以及语体分类的原则。他还提出了“广播模拟语境”的理论：“广播模拟语境是客观上存在的，是给广播的说方（播音员，包括为其写稿的广播编辑和记者）和听方（听众）所设想的现实中交谈的一种言语环境。它模拟人际交谈，使说方和听方处在一个虚设的交谈环境中，以便加强说者与听者的感情交流，增强说与听的对象感、亲切感、真实感和现场感。”[24]他在这里提出“广播模拟语境”，主要是为了帮助广播编辑、记者在行文时按照广播语境的需要写作稿件。或者说，写出更加口语化的稿件。既然是口语语体，为什么一定要写出来呢？这是因为早期广播参照报社形成了“三级审稿制度”，要求播音员必须以稿件为依据才能够播出。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要求记者、编辑写出“口语化”的稿子，另一方面要求播音员朗读得像“说出来”的一样。所以从本质上说，传统广播电视主要就是使用了口语语体——朗读语体。播音界的老前辈齐越也认为：“朗读是一种有声语言艺术。课堂朗读、舞台朗诵、话筒前播音，都属于这种艺术。”[25]随着广播电视社会功能的拓展、节目的日益丰富，广播电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交流情境和话语环境。譬如，广播热线电话节目、电视访谈节目、电视综艺节目等。在这些节目中，主持人面对的不再是“模拟语境”，而是现实的交流情境。这就需要主持人随机应变，脱离稿件（即所谓“无稿播音”），运用多种口语语体，达到传播和交流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话筒前的“说话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正确认识播音中的语体现象。
一、广播电视新媒体播音中的语体分类
语体分类的著述颇多，学者们见仁见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语体划分的办法。语体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大类，没有太大的争议。但这些论述对书面语体谈得比较多，对口语语体的诠释则过于简略。概括起来，学界对口语语体有这样几种分法[26]（图3-5）：
图3-5 口语语体分类
这里所说的“加工过的口语语体”是指充分吸收口语特点，经过编写后的稿件；“未加工过的口语语体”就是脱口而出的话语。但不管是“加工过的口语语体”还是“未加工过的口语语体”，都需要播音才能播送出去。所以，播音就是一种口头语言形式。播音学对这两种不同语言材料的运用提出了“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的概念，显然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口语语体。但如果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在现存的播音方式中至少涵盖三种口语语体形式，即播读、阐说（演讲）和谈话语体（图3-6）。譬如，政府公告、新闻播报、文艺作品演播是播读语体，广播评论员（主持人）主要使用的是阐说语体，访谈或谈话节目中主持人运用的是谈话语体。这些语体形式在广播电视新媒体中是客观存在的，它同播音学中的“文体”概念完全不同，语体不是文章体裁，也不能把语体看作特殊的独立的语言。这是从总的语体特征上对语言功能作出的分析。
图3-6 广播电视新媒体播音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分类
当然，上述分析并没有涵盖广电新媒体播音语体的全部内容，但至少做到了一点，就是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外延。这项研究已经引起了播音学界的重视，张颂教授在《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一书中明确指出：“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语体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方向。它的任务是系统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的语体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训练体系；分析不同言语形式与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关系，研究创作心态差异和肌体反应差异对语言表达模式的影响。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向将立足于总结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广播电视主持语体的理论体系。”[27]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种语体现象都不会孤立存在。各类语体间必然存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况。特别是广电新媒体的语境可塑性较强，注定了适应性语体的多种变化。
二、媒介环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
（一）全球传播环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
目前广播电视所处的是一种越来越开放的国际化传播环境，省级以上的大众传媒都有自己的上星节目，不少地方电台、电视台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这说明广电新媒体已经或者正在进入全球传播的环境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里要争得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着力研究更加广泛的受众特点，有针对性地改善自己的话语方式。过去长期形成的刻板、模式化的官方用语，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必须有所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必须与国际接轨，尽可能多地考虑受众国的文化背景、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等，以全球化的话语方式吸引更多的受众，发挥更加广泛的影响。
（二）多元文化环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
跨国传播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受众的社会心理也不一样。我们既要了解、尊重别人的文化传统，也要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发达国家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和垄断势力的扩张，使世界多元文化面临萎缩和单调的危险，这将大大削弱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多元文化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种外来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广电新媒体中的外来语、借用词语以及语音系统的变异现象（如所谓的“港台腔”等）日益增多，已经严重影响汉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放任这种情况泛滥，不仅会大大削弱我们自身的影响力，也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衰落，不利于振兴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
（三）信息环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
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卫星电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以及计算机网络正在为受众营造一个日益丰富的媒介环境。过去，受众面对大众媒介提供的有限信息服务，只能被动地接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现在，随着各种数字化媒介、互联网的普及，受众信息消费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空前提高。研究表明，信息化程度越高、信息流量越大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个性化就显得越发重要，因为一般化和雷同化的东西最有可能被淘汰，只有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信息环境的变化使人们收受新媒体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便携、移动、多媒体化是主流发展趋势。人们从专注收听（收看），转为随动兼听、随意收看。譬如，被认为是第五媒体的手机，既能为通信服务，又能上网看视频、收听广播等。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沿用那种刻板的语言方式，试图让人们专注收听（收看），恐怕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四）高新技术环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
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着传播方式，互动、高清晰、环绕声都是电子媒介的发展方向。媒介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善了受众的视听条件，不仅提高了语言的清晰度、可感度，也对传受之间的话语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譬如，媒介的单向传播越来越多被双向交流所取代，受众由被动接收变为主动选择，单媒体变为多媒体，等等。这些变化必然对传统的播音语言方式产生冲击和影响。播音语言有可能从“主说型”变为“应答型”，“传”与“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固定的、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转换的。
三、广电新媒体语境对播音语体的制约作用
广电新媒体语境主要就是指广电新媒体的发送环境，事实上它是宏观媒介环境下的微观环境，是媒介环境的组成部分。广电新媒体语境是由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这种语境对播音语体的运用有制约作用。
（一）口语交际的语言环境需要口语语体
广电新媒体的语言环境主要是口语交流，需要一种使受众“听得明白”的表达方式。叶圣陶老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咱们听读报、听广播也有一些经验。有时候听得完全明白，好像看了书面文字一样。有时候心里一愣，不明白听到的话是什么意思，又不便仔细揣摩，因为读报的人、广播的人并不等咱们。一揣摩，以下的话就滑过去了。这就说不上完全听明白。可见便于听和不便于听的分别显然是有的。”[28]播音语体就是这种能够让人在广电新媒体中“听得明白”的语言体式。虽然过去也要求广播记者、编辑把稿子写得“像说出来的话”，要求播音员读得“像自己说”一样，实际上这种“说双簧”的模式，并不是广播电视的唯一选择。如果记者、编辑能够说的像写的一样，播音员自己也能出口成章，那么就是广电传媒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现在对主持人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概莫如此。所以，传统广播电视的审稿、评稿方法应该有所改变，使其有利于广电新媒体优势的发挥，促进口语语体能力的培养。广电新媒体与报纸不同，它应该更加看重从业人员的口头表达能力，这是由广电新媒体特殊的语言环境所决定的。
过去，播音被看作广播电视一小部分从业人员的专利，他们被称为“播音员”，专事把文稿转述成有声语言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业务观点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无论是记者、主持人（编辑身份），还是播音员都已经走到了话筒前、镜头前。这里所说的“播音”概念是涵盖一切“话筒前进行的有声语言创作活动”[29]。这些有声语言的形式就是典型的口语语体形式。
（二）复合的语言环境需要多种语体并用
广电新媒体的语言环境多种多样，它的节目形态反映了多种语境的变化。如同书面语体需要适应文章体裁一样，口语语体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是不同语境下的语体形式。广电新媒体节目中的语言环境并不是固定的，场景常常切换，对象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可能同时出现不同的话题。也就是说，广电新媒体节目中呈现的主要是一种复合的语言环境，传播者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譬如“与嘉宾交谈”“向受众转述”“对事件评说”等。无论采用何种语体形式，都应该得体、适宜，既适应场景的需要，也符合自己的身份。在广电新媒体中使用的各类口语语体都是语言艺术，也都有各自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有效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传播手段。
（三）虚拟的语言环境需要心理语言的支持
播音员、主持人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面对受众进行交流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交流对象，只是一种虚拟的交流语境。这种语境与实际产生的语体往往是不相适应的，必须依靠传播者的心理功能来加以调适。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活动必须借助电子媒介传递，自然音响和生活原型被转换成了声频和视频信号，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声音和形象的原貌，而且也对传受心理产生了影响。大家都知道，广播有一个“适应不适应话筒”的问题，电视也有一个“上镜不上镜”的问题。播音是借助话筒、镜头传播有声语言和行为语言的活动，只有遵从广播电视的电声规律和影像规律，才能取得理想的视听效果。当然，现代电子传播过程很复杂，远不仅限于“话筒”和“镜头”这样简单的环节。声源发出的声波在媒质传播过程中，其声压或声强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一般来说，高频声波比低频声波衰减得快。远距离传播还有干扰、衰变、失真等现象存在，虽然这些都是传播技术上的问题，但要取得理想的播音效果，我们也必须了解和把握一般的电子传播过程和规律。
另外，为了获得理想的广电新媒体传播效果，播音员、主持人常常是在低噪声、无反射、强灯光的物理环境中，从事语言传播活动的。这样的条件往往会使人失去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感觉，给人一种心理压力。譬如，不能得到对方的正常反应和及时反馈。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有些人会形成一些语言行为的错觉，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心理障碍，就会出现不自觉的失语现象。实践证明，在广电新媒体中的语言传播活动是需要心理语言支持的，也就是业界常说的获得对象感、情境再现和内在语的运用等。这些就表现在广电新媒体语言传播所需要的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等心理能力上。这些能力需要不断锻炼，它们都遵循着用进废退的基本规律。
[1] 内川芳美.信息与社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4：155.
[2] 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
[3] 崔保国.媒介变革与社会发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1.
[4]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5] 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1.
[6] 林顿.个性的文化背景［M］//恩伯.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9.
[7] 甘布尔.有效传播［M］.熊婷婷，译.7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8.
[8] 萨默瓦，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27.
[9] 萨默瓦，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21.
[10] 刘首英.对话：倾听46位世界级商业领袖的声音［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93.
[11] 赵匡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M］.北京：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5.
[12] 张志公.现代汉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213.
[13]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1.
[14] 白谦诚，胡妙德.第五届金话筒获奖广播节目评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248.
[15] 赵水福.国际广播探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102.
[16] 汪文斌，胡正荣.世界电视前沿1［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203.
[17] 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展江，殷文，等译.8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52.
[18] 林兴仁.广播的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47.
[19] 冯征.人民解放军热爱人民广播［J］.广播爱好者，1956（8）.
[20] 罗明，胡运芳.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0.
[21] 王英.“早晨的笑脸”——NBC《今天》节目主持人简·波利［J］.新闻与写作，1986（8）.
[22] 汪文斌，胡正荣.世界电视前沿3［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98.
[23] 怀特.广播电视新闻写作与报道［M］.吴风，丁未，田智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2.
[24] 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62.
[25] 齐越.漫谈朗读［J］.语文学习，1979（1）.
[26] 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167.
[27] 张颂.广播电视语言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250.
[28]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04.
[29] 阎玉.中国广播电视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