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语言是社会语言
广播电视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媒介，播音是通过这个媒介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的重要话语方式。一方面，传播技术本身要求保障媒介信息的清晰度、可懂度和可感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形态，它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推广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社会语言要求规范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地方语言纷繁复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存在120多种方言，仅汉语方言就存在七大方言区和八大方言区之说。每个方言区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次方言区。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往往会存在多种方言现象。譬如，江苏省就存在淮北方言区、江淮东南方言区、江淮西北方言区和吴方言区等。汉语方言分歧之大，在世界其他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语言不通严重妨碍着信息流通和经济交往，成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效率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广播电视工作者应该认真贯彻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成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
在广播电视中使用普通话，一方面是为了向公众示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最通晓、最广泛的传播效果。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外播音员对华广播的汉语水平，近几年来有很大的提高。他们深知这种语言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最大、效果最好。譬如，美国对外广播部门就认为，“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要做到‘本地化’。首先，广播听起来要地道，播音员要用当地的语音语调广播。广播整体上越‘本地化’，受众就越会把该电台当作‘自己人’”[1]。所以，我们的播音员更要掌握好普通话，使它可以为每一个人服务，成为全民的交际工具。不管是社会贤达、名人雅士，还是普通群众、寻常人家，都可以通过大家通晓的语言自由地交流思想，获取信息。播音语言就是一种可以在社会范围内被人们感知并用来交流的语言，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化要求。
二、影响语言规范化的社会因素
播音语言是一种社会性语言，一方面它可以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容易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影响语言规范化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来语的影响
当前社会极速发展，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由此产生了许多新词语、新概念，一时间在中文里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的语词概念，无论是意译、音译，还是音意结合，都没有统一的规则，往往是先入为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势更为严峻，大量英语缩写词长驱直入汉语系统。如MBA、MPA、VCD、DVD、IT、PC、CD、MTV、KTV、WTO、APEC、DOS、SOS……央视带头，各地电视台纷纷效法，英语缩写词显现在电视上、采访车上、话筒上……更有中英文拼接的词，如卡拉OK、T恤、IP卡、IC卡……这些词语在汉语中夹杂使用，对规范语言的推广普及和社会交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更严重地来看，汉语面临着中英文拼盘化的危险。倘若一个民族的文字支离破碎，其民族精神靠什么来表达和传播？英、法、德、俄诸国为什么努力维护各自语言的纯洁性？原因就在于此。语言的规范化在其他国家同样受到重视，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是“纯正的英语”的同义词，BBC为了清除掉粗话、土语、美国腔以及其他有悖于优雅和规范的语言，积极采取措施，净化语言。1996年，BBC出版了其68年历史中最为翔实的一本《广播体例手册》，目的是提高媒体质量和鼓励公众就语言使用进行讨论。《伦敦时报》说，这本体例手册是“一件期待已久的净化广播语言的东西，也许今后英国人语言中的粗话、美国腔，不准确和不雅的用词会因此减少”。
（二）港、澳、台和海外华语的影响
广播电视改革启动较早的沿海地区，从各地引入了许多新颖的节目形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但是，在引入外来节目形式的同时，难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比如把语言中的“港台腔”也当成改革的产物。一些主持人明明可以说标准的普通话，但在节目中却有意夹杂一些“港台腔”。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种误导。第一，这种港台腔，实际上并不是普通话。它的出现，是一些年轻播音员盲目崇拜和模仿港台播音员的结果。这是以拿腔拿调为时髦，以倒退为进步。第二，港台腔出现在屏幕上，就是在起“示范”作用。在潜移默化中，人们会把这种港台腔当作真正的普通话，这就是一种语言的误导。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果是港台人操港台腔，本无可厚非——且不说港台那边也已有热心提倡普通话的——但大陆的主播、主持人学港台腔，就有点东施效颦了。比如拉长尾音，一个‘啊’字拖长三四秒钟，再挑一下，以显媚态；故意混淆声调区别，把‘妹妹’说成‘美眉’，把‘哥哥’说成‘葛革’；再就是把平舌音发成卷舌音，这样从口腔中发出的音全变成软软的、嗲嗲的、咝咝的，当然也有点病态的。最典型的是滥用各种语气助词，其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哇’。综合起来，比较典型的一句是‘哇噻——你长得好好帅啊——胃审摩（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哪？’于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听取‘哇’声一片不再是宋人笔下‘稻花香里’里的醉人境界，而是近乎市井街头呕呀嘈咂的噪声。”[2]
（三）汉语方言的影响
中国的汉语方言之多、方言语音上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欧洲许多国家之间的语言。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可以用各自的母语进行基本交流；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也可以猜出俄国人在说什么；而闽南人和北方人用各自的方言交谈，则几乎是在相互“对牛弹琴”。这种现象对欧洲人而言几乎不可思议。因而他们常常用“语言”（Language），而不是用“方言”（Dialect）来描述汉语的这一现象。从方言分布来看，汉语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等。各方言区使用的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都存在差别。即使在各方言区内，语言也互有区别，譬如，吴方言区内不仅保留了较多的入声现象，声调的调类也各不相同。同处吴方言区的无锡和苏州，就分别存在8个和7个调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中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大交流的环境。各地杂陈的方言现象也反映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所谓“南腔北调”指的就是由于方言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语言不规范的现象。
（四）网络语言的影响
有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批阅五年级学生的作文时，看到学生作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XSWL（笑我了），昨天我PYQ（朋友圈）发了一张别人的生日蛋糕图，老爸居然祝我SK（生日快乐），他连我的生日都记糊涂了，不过U1S1（有一说一），他永远是我最爱的老爸！” 这简直就是一个“字母＋数字＋汉字”的大杂烩，难怪教了一辈子语文的老师都看不懂。其实，语言文字学界关注网络语言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2001年12月17日举行的全国汉语词汇规范问题学术研讨会上，40多位专家学者达成共识：不能用一般词语规范的特点来要求新词语。对待新词语要宽容，既要有“词语保护”意识，也要有“品位”意识和“规范”意识。新词的诞生更多是靠约定俗成，大家共同认可，它就有生命力。网络语言的发展将来也会有这样的趋势：一部分自生自灭，另一部分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语言是活的、变化的，一直处于发展中，如果那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我们应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