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彩陶考古回顾和研究成果
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起，经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直至辛店、沙井文化的下限，即距今2500年前后的春秋晚期，在绵延不断的5000多年历史中，始终都有彩陶出现。甘肃彩陶的存续时间，在考古学上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大部分时间段可归属于史前时期。正因如此，甘肃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就是彩陶。脱离考古学成果，彩陶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各文化的彩陶比例不同，彩陶在每支文化的地位是什么？使用彩陶的居民主要从事什么类型的经济？彩陶在甘肃的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原因是什么？只有凭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我们才能揭示引起彩陶发生种种变化的奥秘，并一步步地将彩陶研究引向深入。
1.考古工作的简要回顾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端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1923年～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为了解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在甘青地区首次进行调查与发掘，其足迹涉及省区大半，发掘了临洮马家窑、广河半山、民和马厂、广河齐家坪、临洮辛店和寺洼山、民勤沙井等著名古文化遗址。他对所获彩陶赞叹不已，称其“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他认为半山彩陶“辉煌华丽，确可为石铜器时代过渡期中陶器之艺术，放一异彩也”。由于上述发现，甘肃成为当时考古学文化发现最多的省区。1925年，安特生发表了《甘肃考古记》一书，将上述发现分为六期，即：齐家期、仰韶期（半山、马家窑）、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与沙井期。虽然由于资料有限，他误将出土素面陶的齐家文化作为最早的文化，其他彩陶文化排列其后，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能较为准确地划分六期，并且年代序列大体不错，仍然是对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贡献。六期文化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甘肃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指明，彩陶是甘肃远古文化的鲜明特征。在甘肃的史前研究中，彩陶自此步入了学术论坛，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甘肃又恰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中，所以，这里是探索和解决史前研究的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地区。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如夏鼐、裴文中等先生不顾当时交通、生活的诸多困难，多次来到甘肃从事田野考古工作。1944年春，夏鼐考察了兰州地区的中山林、十里店、曹家嘴、青岗岔等多处遗址，并认定其文化性质属齐家、甘肃仰韶、马厂三种文化。1945年4～5月，夏鼐对洮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时在临洮寺洼山遗址、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进行发掘。他首次提出，甘肃仰韶与河南仰韶不同，马家窑文化应单独命名。夏先生在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的2片典型彩陶，据此认定：甘肃仰韶应早于齐家文化。这个结论纠正了安特生关于两者之间的错误排序，推动了新石器时代及彩陶文化的研究。夏先生以墓葬填土中的陶片与墓葬本身的地层关系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建立了正确的年代序列，也是成功运用地层学原理进行考古研究的范例。1947年7～10月，裴文中先生在渭河、西汉水、洮河、大夏河以及兰州附近从事考古调查，详细记录了93处遗址的地形地貌和发现的遗迹遗物，并做了部分试掘。尤其是渭河流域的37处遗址、西汉水流域的24处遗址，以及临洮、临夏附近的15处遗址均为首次发现，他在《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认为：“将来作史前人类之研究时，此亦为绝好之地区”。1948年5～8月裴先生参加了西北地质调查队，由杨钟健任队长、裴文中任副队长，刘东生、贾兰坡等先生参加，对河西走廊、兰州市附近、湟水流域又一次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甘肃进行的几乎涉及全省的史前遗址调查，许多遗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对象，调查所得线索尤为宝贵，直至今日仍极富参考价值。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裴先生提出了齐家、沙井文化的命名，突破了安特生“六期说”的体系。裴先生对彩陶文化极为关注，对各地区进行了分期研究，并且细致地观察到各时期各文化的不同特点，从而将甘肃彩陶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阶段。1923—1949年的20多年间，在中外著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甘肃的考古发现令人瞩目，史前彩陶文化研究独树一帜，可以说甘肃的考古工作当时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界的一流水平，其前进的步伐走在了考古学科发展的最前列。
如果将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视为甘肃考古的开创阶段，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则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首先，由政府组织，以本省文博工作者为主对全省进行了较全面的文物普查，这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学者带队进行的考古调查范围更为广泛，效果更为显著，工作更为深入。在临洮马家窑、武山石岭下、天水罗家沟相继发现了彩陶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并据此提出石岭下类型的命名。众多作为中国彩陶的代表性器物大多在这一时期显露于世，如甘谷西坪的鲵鱼纹瓶、永靖三坪的彩陶瓮等。还有，为配合刘家峡黄河水库建设工程以及其他项目的建设，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1959年永靖大何庄遗址的发掘、1959～1960年永靖秦魏家墓地的发掘、1957年及其后武威皇娘娘台的发掘，使我们对齐家文化有了全面的认识，纠正了过去以为齐家文化不含彩陶的错误看法。1958～1959年永靖张家嘴、姬家川的发掘，揭示了辛店文化两种类型的不同文化面貌。1963年兰州青岗岔的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半山类型的房址、窖穴以及窑址，那种认为半山陶器是随葬品、半山红黑复彩、锯齿纹是“丧纹”的片面认识被彻底推翻。张学正先生的《甘肃古文化遗存》，较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时期文物普查及甘肃本省考古机构所取得的诸多收获，并提出了寺洼文化“安国式陶器”的概念。安志敏先生于1957年论述了“唐汪式陶器”与辛店文化的密切联系及两者的差异，使这类“S”形纹彩陶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不仅如此，他还将甘肃最西端风格独特的彩陶文化命名为四坝文化，为甘肃青铜时代的彩陶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甘肃考古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彩陶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考古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上。1974年兰州王保保城墓地首次发现马家窑类型的墓葬，1977年东乡林家遗址的发掘是马家窑类型考古收获最丰的一次，不仅全面搞清了早中晚期的文化特征和面貌，而且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把青铜刀。半山、马厂类型的发掘大多为墓地，主要有1973年永昌鸳鸯池、1977年兰州花寨子、1977～1978年红古土谷台等。在上述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家窑、半山、马厂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进而将每个类型划分为早、中、晚期，使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要的发掘还有两项：其一是1975年广河齐家坪的发掘，揭示了齐家文化命名的原本文化面貌；其二是1976年玉门火烧沟墓地的发掘，这是四坝文化彩陶发现最多、甘肃早期铜器出土最多的地点，为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发展以及彩陶西进新疆的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分为几大区域，进而探讨各区的文化发展历程以及各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即“满天星斗”说。在这些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研究者们重新审视甘肃50多年的考古工作，发现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是：甘肃东部邻近陕西，两者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是同一支文化，还是两支不同的文化？马家窑文化是彩陶的繁盛期，在此之前甚至更早的彩陶是什么面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考古工作者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发掘和研究的重点从而转向天水一带。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拉开了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序幕；1979年在此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彩陶，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1982年，经考古专家确认，大地湾编号为F411的房址地面上的画为我国最早的单独绘画作品；1983～1984年，发掘出仰韶文化最大的殿堂式建筑；1984年底，发掘暂告结束；199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前后持续8年的大地湾发掘是甘肃考古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的田野工作项目，因此，在2001年被学术界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大地湾考古全面掀开了甘肃史前距今7800～4800年的历史新篇章，展示了甘肃先民创造的，包括彩陶初始以及繁荣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解决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彩陶起源问题，而且还将彩陶文化研究从马家窑文化向前推进到仰韶文化以及前仰韶文化阶段，构建了甘肃彩陶完整的发展史。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早期彩陶以及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存。1986年礼县高寺头、1995年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的发掘，不仅将发掘区域扩展到陇南地区，进而揭示出了这一地区仰韶文化面貌大体与天水一带相同。这一时期，对甘肃青铜时代彩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也有了进一步深化。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共同发掘了永靖马路塬遗址、临夏莲花台基地，提出了辛店文化的发展序列：由山家头类型发展为姬家川类型，最后演化为张家嘴类型，而唐汪式陶器只是张家嘴类型中的一部分陶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化类型。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合作，完成了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的发掘，为河西地区四坝文化的研究积累了新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其盛行紫红色陶衣及黑、红彩的特点。在寺洼文化的研究中，由于庄浪徐家碾、西和栏桥、合水九站的发掘，陇东、陇南地区的寺洼文化面貌得以揭露，故将其共同归纳为安国类型，这一类型还有部分剥落严重的彩绘陶。1979～1981年在永昌三角城的3个地点清理了600余座墓葬，这是沙井文化发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从出土铁器的现象判断，含有彩陶的沙井文化是甘肃彩陶中时代最晚的文化，证明当时已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
从上述的简要回顾中不难看出，最近的40多年是甘肃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工作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研究逐步深入、硕果累累的时期。数十个遗址、几千座墓葬的发掘资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自然科学的介入使考古学逐渐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如碳14年代测定方法、彩陶颜料的X射线衍射分析、动植物标本的鉴定分析等，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使得结论更为可信、准确。1979年《甘肃彩陶》大型图册正式出版，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青睐，短期内销售一空，1984年再版后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可喜的局面说明，彩陶研究正在从学术界的象牙塔走向社会、面向大众。随着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展，甘肃彩陶作为黄河文明悠久历史文化的结晶、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多次被选送到美国、日本、克罗地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览，其深刻的历史内涵、极富魅力的艺术风采，备受观众的喜爱和推崇。
经过考古工作者近百年的努力和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已结出了丰硕成果，其中，甘肃彩陶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
第一，基本搞清了甘肃彩陶的起源、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即梳理出了一部较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对于起源的研究，学术界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最初，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中国学者又提出甘肃彩陶是从中原一带传播而来。直至在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中陆续发掘出仰韶之前的彩陶文化时，人们才认识到，包括甘肃天水一带的渭河流域应是中国彩陶的最早发源地，甘肃彩陶原本就起源于本土。
第二，建立了甘肃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所谓谱系，是指文化间的传承以及是否属于同一系统的关系。有些文化如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之间的关系有如父、子、孙一样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有些文化如四坝与沙井文化、辛店与寺洼文化等则不存在因袭关系，是相互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甘肃境内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大多含有彩陶，少数如寺洼文化含有彩绘陶。所以，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确立意味着甘肃彩陶文化谱系的建立。
第三，大体掌握了各文化的基本特点，尤其是彩陶特征。由于每个类型的文化都有成批的发掘资料，提供了生产、生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信息，使得我们对于各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了彩陶特征，对无论出土还是采集的各类彩陶器，都可较为准确地判定其所属文化、年代。对文化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彩陶研究由此而愈加深入。如四坝文化多小型带耳彩陶，基本不见大型缸、瓮类器，其原因在于当时畜牧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小型带耳器易于携带，便于牧业生活。
第四，初步弄清了每个类型的时空分布。借助碳测年代的科学手段，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各文化发展的年代序列。换句话说，各类彩陶谁早谁晚，早到什么时候，晚到什么阶段，大体距今多少年，都在我们掌握之中。每支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中心区和波及区，也已经初步搞清。《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甘肃省志·文物志》相继于2001年、2018年出版，涵盖了大量甘肃的史前遗址遗物。
第五，对彩陶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从美术角度探讨彩陶的发展历程，是史前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章节，许多美术史专著对此都有较深入的阐述。以艺术的角度结合考古成果，对彩陶纹饰、造型的艺术特点以及规律进行综合研究，张朋川先生的《中国彩陶图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之一。1998年出版的李水城先生的专著《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是考古学领域中难得一见的彩陶研究力作。作者将已经发表的与散见各地的共4000多件彩陶作为研究对象，从器型的排比入手，重点对颈部、腹部、内彩数十类彩陶纹饰详尽地作了分期研究，总结出了甘肃彩陶鼎盛时期器型、纹饰的演变规律，并多方位、多层次地对彩陶进行了系统透彻的综合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至少对半山、马厂彩陶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