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地

二　以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地

蒙古国时期，大批归降人户被强制迁往蒙古草原。元代陆续有汉军、新附军在草原地带镇戍或屯田；同时又以“土城”为中心，陆续聚集了汉地迁来的各色工匠。这些多种职业的汉人北迁人口聚集的地区中，以和林城[37]和上都城最具代表性。依托于草原城市的北迁“汉人”群体在长期留居过程中，必然和当地原住的蒙古族群发生文化上的接触和交融。这种文化互动又反映在墓葬面貌上，在各自葬制传统之外，涌现出新文化因素。下文将以元上都周边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蒙汉族群在墓葬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按照墓地面貌与葬俗传统，可将元上都周边的几个墓群分为两大组别：一组以砧子山墓地为代表，反映了多种地域传统的汉人丧葬习俗，其中同一墓茔内的墓葬安排体现出“分家族、明昭穆”的治葬理念。其墓地营建与丧葬习俗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汉地文化传统，与东北地区的女真墓葬和长城以南山西、河北地区同类墓葬颇多相似。另一组以一棵树墓群为代表，在墓葬建制及随葬品组合上体现出极具游牧文化特征的蒙古葬俗，以随葬成组马具、箭镞等武备类和纺轮等工具类器物为特征，殉牲现象普遍，大量随葬羊肩胛骨和羊胫骨。这些特点与砧子山墓群判然有别，却与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墓葬面貌一致：应为蒙古族的聚葬墓地。

从上都周边这两组墓群的分布情况看，在长城以北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墓群多依托于大型城址成片分布；蒙古人和汉人墓葬在区域分布上基本互不杂处，以族属为别形成各自集中的墓群；而这两组聚族而葬的墓群在保留各自墓葬传统的基础上，又在部分葬俗上彼此影响，体现出蒙汉丧葬制度的涵化与互动。

（一）元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地

在探讨元上都周边墓群的蒙古族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检点蒙古国地域内发现的蒙元墓葬，归纳其墓地营建、葬具葬制及随葬品组合的特征，并以之为比照标准来对上都附近的墓群族属做出辨析。

近年来蒙古境内发现了一批12～13世纪的墓葬，大概相当于中国蒙古时期和元代前期[38]。列比这批墓葬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可知，这一阶段当地蒙古人墓葬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墓葬可据随葬品组合明确判断出墓主性别，男性多随葬武器工具类的铁刀、箭镞、弓箭以及马具类的马镫和鞍鞒，部分身份较高者随葬有金饰件，如金躞蹀，女性墓的标志随葬品则包括妆奁具的耳环、珠饰、木梳、铜镜和工具类的铁剪锥、纺锤盘，头部位置常伴出桦树皮围制的罟罟冠；第二，随葬品以铁器为主，铜器次之，未发现汉人墓葬中习见的陶瓷器；第三，墓表无坟丘，但用石砌茔墙、堆石和大石板等作为墓地标记；第四，墓穴基本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圹，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尸骨葬，无棺和木棺殓葬的情况并存；第五，殉牲现象普遍，流行在死者头部或足部放置羊肩胛骨和羊肢骨[39]（表1.5、1.6）。

以上述墓葬习俗和文化特征作为比照对象，上都西北的一棵树墓地在墓穴形制、葬具葬式和器物组合等方面明显与之类同，可以据此将一棵树墓群推定为蒙古人墓葬区。需要注意的是，一棵树墓地中的墓葬面貌，除少数与前述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墓葬完全一致的墓例，多数墓葬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传统蒙古族墓葬中未见的新因素。限于该墓群屡遭盗扰的保存现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材料确定每一座墓的确切年代；如果单从该墓群内部的材料出发，也很难整合出葬制与随葬品的演变趋势。这就需要借助于相近地区其他的墓群资料作为参比对象。下文将以一棵树墓地为中心，结合其西正镶白旗的两处蒙古族墓群——三面井和伊松敖包墓地进行整合研究，希图据此勾勒出内蒙古东南部蒙古人墓葬长时段的文化特征，更可通过三处墓地在墓穴营建和随葬品组合上的分组，尝试探讨上都周围蒙古人墓葬的发展演变和阶段特征（表1.7）。

1.早期墓群：三面井墓地[40]

该墓群位于上都以西、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嘎查北约2千米的山坡上。目前清理发掘的10座墓葬皆为类长方形（长方形或长梯形）土坑竖穴墓，葬具皆为木棺。地表未见墓茔，而全用堆石作为地标，且堆石形状统一，均为类长方形，与墓穴形制一致。随葬器物延续了11世纪以来蒙古族墓葬传统的组合模式，男性墓以铁马镫和铁刀为代表，女性则随葬铜镜、铁剪、纺轮和罟罟冠。殉牲现象普遍，半数墓葬在死者头部或脚部放置羊肩胛骨（图1.10：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少数墓葬中的木棺开始使用三道铁箍和铁护脚加固[41]。

2.中期墓群：一棵树墓地[42]

该墓群位于元上都西北8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共发掘26座。在墓穴营建上，出现了形制规整的石砌茔墙，共有7处，茔墙形状基本为长方形，一茔一墓。无茔墙的墓葬占多数，共19座，地表均有堆石标记（因遭盗掘扰乱，形状不明）。这一墓群中的葬式皆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尸骨葬，其中15座有木棺。早期墓葬中偶有出现的木棺加固现象在一棵树墓地中变得普遍起来，多数木棺使用了三道铁箍和铁护角；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族墓葬以金属圈匝棺的传统在这一阶段真正确立并推行开来[43]（图1.10：2）。男女墓葬中的随葬品沿袭了早期墓地的传统，仍然以铁制的武器、马具和铜镜、纺轮为代表；死者头部或脚部随葬羊肩胛骨的殉牲现象依然普遍。但与此同时，一棵树墓地中开始出现一些不见于传统蒙古墓葬的文化新相：在早期生土墓圹的基础上，出现了砖砌墓圹和石板盖顶的现象；随葬品在旧有组合之外，开始流行在棺底铺埋大量铜钱，少数墓葬还随葬有陶瓷器皿。

这些新兴因素与砧子山汉人墓群的主流墓葬传统相似，其渊源可追溯到辽西朝阳和内蒙古南部的金代女真族墓葬文化。由是可见，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葬受到原住于长城以北地区和迁居至此的女真族群体的影响，逐渐出现有别于蒙古族群文化的葬俗因素。其中砖砌墓圹和石盖板的出现应该是女真“有椁墓”因素的影响，但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尚处于初步阶段；逮至元末时期的梳妆楼贵族墓，女真贵族墓葬的石板顶木棺砖室墓形制则得到了完整的采用[44]。从这个层面考虑，一棵树墓地的营建年代应早于梳妆楼元墓，大致相当于元代中期阶段。

3.晚期墓群：伊松敖包墓地[45]

该墓地位于锡林郭勒蒙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墓地西南，共发掘墓葬9座。其中有墓茔者6座，均为单茔墓。墓茔不同于早中期单一的长方形，体现出多样化特点，圆形和椭圆形均占相当比例；墓穴形制与茔墙形状一致，也随之多样化（图1.10：3）。在葬式方面，不同于早、中期墓地统一的尸骨葬，该墓地可以确定的葬式多数为骨灰葬，这是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现象。伊松敖包墓地很少出土随葬品，与之相应的是，墓茔规格较小，墓穴也较浅。简报据此推测该墓地所属人群的经济水平较低；但墓地营建上的多样化和简率化更大程度上应与元代后期上都和漠北地区的衰落有关。形状多样的茔墙和墓穴很可能是受到汉人圆形砖石室墓的影响，而蒙古人使用火葬的葬制也是元代晚期始自流行。综上，可将伊松敖包墓地的期属大致推定在元代后期。

通过对以上三处墓地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元上都周边蒙古人墓地的演变规律：这三个期属的蒙古族墓葬在族属葬制传统上体现出明显的延承性，墓穴形制为土坑竖穴，男葬铁马具、武器，女葬铜镜、纺轮和羊骨殉牲的现象始终存在；同时，受到“汉人”葬俗，尤其是金代女真风格墓葬的影响，开始逐步出现新的文化因素，在葬式上出现了火葬墓，铜钱与瓷罐这两类汉人墓中的典型随葬品也成为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器用组合，墓茔和墓穴的形制则在女真椁室墓的影响下由早期的单一长方形向多元化转变，出现了砖砌棺圹和石板墓顶的新因素。

（二）元上都附近的汉人墓地

元上都附近先后发现了数处汉人聚葬区，分别为砧子山西区[46]、砧子山南区[47]、正蓝旗卧牛石墓地[48]。这三处墓地中尤以砧子山西区在墓葬数量和类型上均最为丰富，既有穹隆顶砖室墓，也有椁室墓。下文拟从砧子山西区所见墓例入手，分析元上都周边汉人群体的丧葬制度和文化特征，同时通过墓地营建和葬具结构，探讨汉人群体对蒙古族墓葬因素的选择性吸纳与变通。

1.多元的文化群体：不同传统的墓葬类型

砧子山墓地位于元上都城址东南部的多伦县西北隅，整个墓区依托砧子山主峰绵延6平方公里，先后共清理墓葬73座。这批为数众多的墓葬结构多样、文化渊源各异，根据墓葬形制大致可分为两大组（表1.8）。

A组为辽墓风格的穹隆顶、券顶砖室墓，周边砌筑有多进石茔墙。根据规模大小和有无墓道又可分作大中型墓和小型墓两类。A1大中型墓的墓室结构主要为近方形和六角形，墓室边长（对边长）在2～5米之间，壁面涂抹白灰层，部分墓葬有彩绘壁画和仿木构建筑，全部使用长斜坡墓道。其中近方形墓例以M8和M64（图1.11：1）为代表，葬制均作木棺尸骨葬；而六边六角形墓则以同茔的M11（图1.11：2）和M12为代表，采用后壁棺床上直接堆放骨灰的葬式。大中型砖室券顶墓实际上均可上溯到辽金时期的仿木构砖室墓[49]。A2小型墓的墓室无斜坡墓道，墓室边长在1米左右，葬具也由于墓室面积所限，采用木匣骨灰葬；它实际上体现了辽代券顶砖室墓和金代木匣骨灰葬的葬制融合，推测应源自东北民族早期的“有椁无棺”葬俗，到金代中后期，则转化为简单石室或砖室葬[50]（图1.11：3）。

B组墓葬则是金代女真墓葬传统中“有椁墓”的不同演化类型。B1类的近方形平顶砖室墓是金代中后期有椁墓向墓室墓转化的一种类型，平面边长在1.7米至1米之间，顶高较低，是模仿椁室形式修建的砖室墓。葬具上与小型券顶砖室墓相同，均用木匣骨灰葬。典型墓例为M28和M76（图1.12：1）。B2类的石板（石椁）木棺墓则是金代土坑石椁墓的一种变体[51]，以M13和M70为代表（图1.12：2、3）。其中M70严格意义上有石板和木板双重木椁，且椁室用木板隔为前后两室；这种处理方式很可能是墓上二进石墓茔对地下墓室营造的影响。B3类的土坑木椁墓是这一墓群最为主流的墓形结构，也是长城以北金代区墓葬传统中使用最广的墓葬类型，以M69为代表[52]（图1.12：4）。从砧子山西区的墓例来看，木椁中殓葬尸骨和骨灰的情况基本各半。

砧子山西区的墓葬形制杂糅了契丹、女真两类文化传统，又以金代“椁室墓”类型占主流；据此或可推测出这一墓地的所属人群主要是居住在长城以北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辽金遗民。同时，穹隆顶砖石室墓中出现了在墓道末端或墓上设置祭台的情况，这与北京龙泉务辽金墓群[53]和徐水西黑山墓群[54]十分相似；砖石混筑墓下堆石、上砌砖的墓室营构方式也与上述两大墓群一致：这说明砧子山墓地亦有部分人群是自北京和河北北部迁入元上都的。而该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体现出非常一致的文化面貌，其器用组合以钱币为大宗，陶瓷器也十分多见，并形成了碗、鸡腿瓶（多系瓶）和香炉的组合模式，此外通常伴出骨刷、镇墓彩石和珠饰。这些随葬品特征基本沿用了北方辽金墓葬的传统模式（图1.13）。

由是观之，砧子山西区墓地在葬制面貌上基本上沿用了辽金时期的墓葬传统，其中又可细分出契丹和女真两类不同的葬制渊源。同时这批墓葬面貌上的差别也与葬入人群的来源地有关，从目前墓葬反映出的现象看，既有长城以北的住民，也有来自山前北京周边的人群。在大量沿用辽金丧葬传统的同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地面石茔墙的应用。这种墓葬特征与同区辽金时期的墓例均不相同，应该是受蒙古族墓葬地表圈砌模式的影响。

2.蒙古化葬制的借鉴与变通：墓茔与棺葬具的新发展

观察上都周围的蒙古族聚葬墓群可见，蒙古墓葬流行在地表做出标识，或在墓穴填土之上堆放石块，或在墓穴四周营造石砌的墓茔墙。值得注意的是，墓茔墙和墓顶堆石基无关存，也就是说，这两种处理手段具有一致的功能诉求：在自然标识不发达的广袤草原准确标记出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石茔墙也是适应游牧区墓地保护的一种应变手段，很大程度也是出于墓地安全的考虑。与之相对，无论是中原地区的迁入人群还是长城以北的辽金遗民均没有使用地表石茔墙的墓葬传统。鉴于此，元上都砧子山汉人墓地大量出现的地表石墓茔应该是受到附近地区蒙古人族群丧葬文化的影响。然而，与蒙古墓地单茔单墓的布局不同，砧子山墓地的墓茔形制则出现了多重、多进的新形式（图1.14），一茔内聚葬多墓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这种引借蒙古治葬风俗并适当变通的做法，应该与汉人群体昭穆有序的安穴传统和墓地祭祀的丧葬风俗相关。下文将结合砧子山的茔墙规制，探讨其在家族聚葬和墓祭传统上的功能应用。

其一，同茔多墓：聚葬的家族墓地。据砧子山西区墓地简报刊布，目前清理的48座墓茔中，共有7座属于多墓合葬，每茔内均安置有3～7座墓葬。这些同茔墓很大一部分“或同穴合葬，或异穴合葬，均应为夫妻合葬墓”。与这类夫妻合葬墓同列一茔的其他墓例，则推测为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同时，一茔单墓的墓地中多将墓穴位置安排在茔墙内的一侧，空出另一侧的大半空间，这种现象似乎暗示了每茔内部的家族墓葬需要遵循固定的营坟安排，先入葬的人群也要为其他家族成员预留出相应的安坟空间，或可视作家族成员同茔合葬的旁证。

其二，事死如生：多进墓茔的象征。将砧子山西区和南区的墓葬材料综合对比，可以发现多进式墓茔中的墓葬规模大，葬品丰富，规制较高，或属于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在这类多进式墓茔中，通过横砌石墙将整个墓茔纵向分为前后区，而墓穴均安排在后区空间内；各区的门道基本位于同一轴线上。墓地发掘者认为，这种墓茔结构应该是模仿汉人大户家庭的多进宅院，按照生宅“前堂后寝”的布局，安葬死者的空间也对应安排在墓茔最后端。这种前后多进空间的墓茔结构又与部分墓室中的前后椁室（参考M13）相对应，反映出上都附近葬祭空间的特殊安排模式。

墓茔结构之外，砧子山西区汉人墓群中使用的木棺葬具也在蒙古葬俗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三圈棺箍固定法。辽金墓葬中也不乏使用木棺作为葬具的墓例，这些木棺或作梯形，或为长方形，还有部分存在栏板雕饰和四挡彩绘的精美雕饰，但使用金属棺箍匝定的处理手法至今尚未发现；而这种三箍圈定的制棺模式确为蒙古族葬制中的重要特点，这一加固方式不仅见诸文献记载，也可在上都周边的一棵树和三眼井蒙古族聚葬墓区中找到实例。

需要留意的是，砧子山西区使用石墓茔和铁箍“固棺法”的墓葬在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组合上仍然沿用着辽金传统，这些“蒙古化”的新葬制特征均是在保留固有丧葬传统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性吸收和借鉴。而以自身墓葬传统为基础，与其他族属文化交互变通，是元上都周边蒙汉墓群的共同时代特征，也是这一阶段葬制涵化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