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与像：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

壁面装饰与随葬器物作为两类不同形式的物质文化载体，在墓室这一特殊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耐人寻味。对于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关注探讨：宿白在20世纪中叶即有墓壁“借壁画器物或砖雕器物来代替实物”之论；郑岩多次提出将围屏石榻、墓室棺床与墓壁屏风画统合考虑[1]；李清泉在分析宣化辽墓的壁画布局时，注意到了壁画图像和随葬器物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当地壁面装饰虽不设夫妇对坐的场景，却流行随葬木供桌和两把椅子[2]。刘未在比较辽南区和北宋墓葬异同之处时，认为辽墓中流行的饮食炊具、茶酒之具和尺剪裁缝用具，在北方地区宋墓中则往往表现为砖雕和壁画，故而随葬器物相对简单[3]。

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在墓室建筑的不同位置渐次固定为相应的图像主题；同时随葬品在组合模式和类型选择上也渐趋程式化：装饰布局流行以夫妇坐像和屏风围榻为中心、左右对称表现茶酒供奉、伎乐表演或出行仪仗；而墓室中放置的木、石棺床、随葬器用和奉侍仪俑则通过特定的位置安排表现出相似的场景模式。由是可见，壁面雕绘的图像与随葬实物间往往具有相同的指代关系，“物”与“像”均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确立起一套固定的表现程式，二者作为墓葬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一个共同目的——表现特定的场景空间。

我们不妨将不同位置、类型各异的图像与器物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元素，将它们营造的墓室空间视为一种整体的环境（context）。正如汉字模块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和语法规则组成句篇，墓室装饰与出土器物则依托所在位置和题材选择营造出一种具备内在逻辑的场景模式。将墓葬中的“物”与“像”作为一个整体统合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蒙元时期乃至整个宋元阶段墓室营建的普遍模式，更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证，尽可能复原一个相对完整的场景空间，进而更加有据地探讨这种场景模式所要传达的礼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