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追求：关中元墓与唐代“两京”墓葬的相似性

二　礼乐追求：关中元墓与唐代“两京”墓葬的相似性

关中地区蒙元墓葬中以簠簋为代表的仿古陶器虽引人注目，但其无论在数量还是类别上，它们只占随葬品的很小一部分，亦有不少墓例未埋纳此类仿古礼器。故而全面探讨这一区域墓葬的复古化面貌，还需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模式等多角度整体考量。关中洛渭流域的宋金墓葬的主流形制是繁复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和简单土洞墓，随葬品数量少，组合上也未见不同于周边地区之处。然而逮至蒙元时期，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安及其周边的墓葬结构却突然流行起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和砖室墓，左右小龛和前后双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仅以西安地区为例，就有长安区刘黑马家族墓[69]、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70]、南郊王世英墓[71]、潘家庄墓[72]和山门口墓[73]等多处代表墓例。这种墓室形制很难在当地宋金墓中找到类比对象，反而与唐长安、洛阳地区墓葬的“两京模式”十分相似。

同时，关中蒙元墓葬的随葬品中除了仿三代礼器的陶器组合外，车马、仆从等出行仪仗俑和鸡、犬、猪、龙、牛、羊等小型动物俑也和唐代明器组合相仿；尤其是胡人俑和骆驼俑，同时也是唐墓随葬陶俑中的代表类型[74]；而关中地区几乎每墓必出的仓、灶模型，则是对隋唐时期两京地区仓、碓、磨、井、灶等成套仓厨明器的传统沿承与简化（图4.25～4.27）。这批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元墓甚至墓志样式与志石装饰上也力求尽仿唐制。如刘元振夫妇墓出土一方青石墓志，志石侧面四边壸门内阴刻十二神，唐草纹填地，这些均是唐代墓志的典型特征。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该区域内的蒙元墓葬在选择“复古”原型上跳过了宋金模式，而取用更早的唐代墓葬特征呢？这种特殊现象的肇兴很可能与蒙元统治者对“贞观故事”的态度有关。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世祖与唐太宗》一文，论及忽必烈以洛渭流域为潜邸时曾将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欣赏和钦羡的对象，其建立藩府、招揽四方人才的举措即是对太宗立“秦王幕府”的仿效[75]。潜邸旧臣徐世隆记：“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76]，此即明确提出忽必烈集结藩邸一念是在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启发下的产物。以此为目标，忽必烈广纳各色人才，时有“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77]。不仅世祖朝如此，整个元代统治者均以建立所谓“贞观之盛”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并以唐太祖与谏臣魏征的相处模式作为理想化的君臣关系。《贞观政要》一书获得了广泛重视，不仅皇帝与群臣通读之，更将其译作蒙古语大加推广。如忽必烈初即位，在征召人才时就提出聘“魏征之臣”：“上即位，首召至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衡即其人也。万户史天泽有宰相才，可大用。’”[78]仁宗、英宗朝时，更命儒士将《贞观政要》译作蒙古语。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山东嘉祥元墓墓主曹元用，就曾“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79]直至元末顺帝朝，依然盛行以“纳言魏征”来譬喻理想化的君臣模式[80]。

由是观之，蒙元统治者对唐太宗及其治下的贞观盛世颇多钦羡，在政策制定上也多有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仿效“秦王幕府”组建潜邸、征召人才的重要据点，就是以怀孟路和奉元府为中心的洛渭流域；从碑志材料看，洛渭流域最早采用“唐制”的下葬人群也确实多为以汉军世侯、遗金故吏和儒士群体为代表的忽必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如刘黑马为太宗窝阔台所立汉军三万户之首、耶律世昌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功臣耶律秃花家族成员、段继荣则是早期归元的亡金旧臣：这就为这一地区蒙元墓葬追仿唐墓制度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这批蒙古国和元早期的墓葬类型，既大量袭用了唐两京模式的主要特征，如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和小龛的设置以及随葬品组合的类型；同时也适今从俗地融入了时代和人群特征，如仪仗俑在衣冠和面貌上涵盖了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和“汉人”，这恰与该区域蒙元时期的人群构成和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互为表里。这一墓葬模式确立之初很可能是作为彰表洛渭地区“潜邸旧侣”集团功绩的特殊葬制，昭示了蒙古统治者以关中、怀孟之地为据点，通过追法盛世古制，实现礼制改革与秩序建设的政治诉求。而随着这类葬制在洛渭地区的定型和普行，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特定人群因循的墓葬文化类型，墓室数量与尺寸、小龛的有无、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的多少，基本与墓主身份高低成正比（表4.5）。如官至中书左丞的贺胜，墓室边长在4米左右；其祖父贺贲等级稍逊，墓室边长约为3米；官至正七品的王世英夫妇墓主室边长则在2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洛渭地区蒙元墓葬对“唐墓两京模式”的追仿，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随葬器用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暂无定制的制度初创期，到重视模仿的制度定型期，再到略有权宜的制度发展期。早期墓葬年代集中在蒙古国时期，部分墓葬形制还保留着当地宋金砖雕墓单室墓的传统，随葬品相对简单，多见金墓流行的十二神、武士俑和釜形谷仓罐[81]；在仿古器物的使用上，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簠簋组合的定制，而《三礼图》样制的璋瓒和秦式扁壶等器形时有出现[82]。忽必烈至元年间到延祐年间是洛渭流域特殊墓葬制度的定型阶段，由长斜坡、带天井的墓道、前后双室和左右小龛共同组成的墓葬结构，明显体现出对“两京模式”的模仿；随葬器用上也渐次形成了簠簋、小型动物俑、五供、茶酒具以及仓厨模型等组合固定的磨光黑陶明器，尤以西安长安区刘渊镇墓、西安曲江孟村墓、西安南郊潘家庄M122等墓例最为典型。元后期开始，这批特殊的“仿古化”墓葬在墓室结构上体现出多样而变通的时代特征，前后双室之外，另有梯形、圆形等变化，墓道也有竖井和斜坡之别。同时，从当前发现的墓例看，洛渭流域这批随葬黑陶明器的墓葬在分布上明显以西安为中心区，沿洛渭水系向周边扩散。西安地区墓葬面貌的变化序列最成体系，且随葬品组合较为齐备，而洛川、延安、宝鸡等地的墓葬数量明显较少，在墓室结构与明器用制复古面貌的呈现上也不及西安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