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蒙元墓中的所属人群

北京地区所见这批蒙元墓葬的所属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为地位显赫的官员和贵族集团。其中既有色目人勋贵家族的铁可父子，也有归元的契丹贵族耶律铸和汉军万户张弘纲，同时包括作为早期汉军世侯的张柔、史天泽家族。该群体虽然族属不同、经历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均属于忽必烈潜邸旧侣，从蒙古国时期到元朝建立的过程中屡著功勋，在汉地的军事征伐和制度创定上发挥了一定作用。萧启庆将其分别划入西域人集团和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107]。除了色目勋贵，该人群大多在金代已有显赫的官历，蒙古国时期就进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政治主张上提出“以国朝之成法，参辽金之遗制”，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均体现出明显的辽金传统。另一方面，忽必烈潜藩之际接触最多的即为此类“金源遗士”，恢复汉地秩序、建立中原王朝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也是这一群体；故而世祖朝建立元朝的统治制度时，虽大量保持“国朝旧俗”，但“汉地之法”主要借鉴的是就金代制度。这两点原因，均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各级朝官和勋旧贵族在墓葬面貌上多承金制的社会文化动因。

同时，我们观察到这批葬于大都的勋贵品官墓葬也表现出族群上的多样性，其中包括了归元的契丹及女真贵族旧臣、色目人勋贵群体、汉人地方武装和蒙古人（多为妻妾身份），从墓葬等级和墓主品秩来看，他们都属于社会上层集团。正如萧启庆所论，元代社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族社会，而是一个门第社会。部分蒙古、色目和汉人世族凭借在蒙元建国过程中的卓著功勋及与蒙古贵族的姻亲关系而具有“大跟脚”身份，继而进入到统治上层的勋贵群体中，世代享有封荫特权[108]。北京周边元墓中所见的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夫妇墓、耶律铸夫妇墓和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所呈现的墓葬特征，正是通过“藩邸旧侣”身份跻身上层勋贵群体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