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帐之制：摆放有序的家具模型

《书仪》在“治葬”条中列出了择地下葬的步骤和器用之制，其中“明器”一项后即为“下帐”条，所谓“床帐、茵席、倚桌之类，亦象平生而小”者[32]。梳理文献可见，下帐的定义大致以宋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下帐为纺织品覆顶的帐幔类建筑，帐中摆放有侍从人偶及“衣器”模型[33]；入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降，礼书对下帐的界定略去了外层的帐幔建筑，单指原安放于帐中的一套小型家具模型[34]；同时，前期与“衣器”并陈于帐中的偶人转而并入到“明器”之属中。下帐概念的转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宋元以来随葬家具模型在模拟建筑空间上的日益强化，使其最终不必依赖外围的帐幔建筑，仅凭自身设位陈器即可复原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场景。

蒙元时期随葬家具模型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当属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之地。从第一章的分析可见，大同蒙元砖室墓中出土有成套的小型木、陶家具模型，主要类别有成套的长短供桌、大型供案、交椅方凳、影屏、盆架和巾架等。这些家具模型在具体形制上又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可与当地或临近地区墓壁装饰中的家具图像两相对应（见图1.18、1.19）。如大同崔莹李氏墓出土的围栏供桌[35]，即与涿州元代壁画墓和甘肃元代砖雕墓[36]中的供桌图像十分相似，更可向上追溯到宣化辽墓备茶与备经图中的家具细节；而大同元墓中大量发现的盆架模型，又可在山东金代虞寅墓壁画中找到对应图像；王青墓中出土的两个矮足长供案则与晋中孝义下吐京元墓壁画中陈设茶酒具的供案图像如出一辙。另一方面，这些随葬的家具模型有时也会转化为相应的侍奉人物场景表现在墓室壁面上，大同地区自金末以来广泛入葬的盆架、巾架组合，就与同区壁画墓中并立于后壁或墓门两侧分持盥盆、悦巾的男女侍从形象相互对应。

这些不同类型的家具模型在墓室中均有固定的摆放位置，模拟出特定的室内空间布局。就大同元墓陶、木家具的列位模式来看，后侧为影屏、交椅，中设供桌与供案，巾架、盆架之类的盥洗之具居于前侧位。这种位置安排完全可与同一地区的墓葬壁画布局互为参佐：影屏、交椅象征墓主之位，与正壁中的屏风围榻相呼应，长短供案陈设备荐之器，与左右侧壁茶酒进奉的图像模式彼此对证。

综上可见，蒙元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与墓室壁面的装饰图像往往存在彼此对应、相互补充的关系，二者共同营造了一个由墓主之位、茶酒备献和车马仪仗组成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墓主端坐居中，两旁男女仆婢随侍，左右茶酒进献，前方更有车马仪仗待主而发。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场景安排是否仅仅是对墓主日常生活的一种再现和模仿，所谓“象平生”？以墓主之位为中心的侍奉场景出现在墓室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是否存在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