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墓穴密封传统的移植与借鉴

鲁南地区因与江苏、安徽北部毗邻，墓葬面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南方治葬传统的影响；灰浆灌注的棺椁套合墓与长方形砖圹墓时有发现，其糯米汁掺石灰的灰浆浇铸防腐法及随葬品组合均与南方传统的“椁式”墓一致，而与鲁中地区圆形仿木构砖石室墓面貌迥异。鲁南元代“椁式”墓主要发现于济宁、嘉祥、邹县和沂水四个地区。其中在济宁、嘉祥、邹县三地的墓例均属元晚期，分别为山东济宁泰定二年（1325年）张楷夫妇墓[43]、嘉祥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44]（图3.18）和邹县至正十年（1350年）李裕庵墓（图3.19）[45]；鲁东南沂水地区则分别在城区则发现了三座砖石墓圹、石板盖顶的长方形元墓。下文将分别从区域文化传承上探讨这两个小区的元墓面貌。

图3.18　嘉祥曹元用墓剖面图（采自《考古》1983年第9期，第804页，图二）

图3.19　邹县李裕庵墓剖面图（采自《文物》1978年第4期，第15页，图四）

1.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

济宁、嘉祥和邹县发现的四座蒙元墓葬在年代上均属元代后期，墓葬形制全为长方形土坑并列石椁或木椁墓，形成同坟异葬的并列多室葬[46]。其中嘉祥和邹县曹、李二氏墓最能体现当地墓葬传统：二者封穴上均采用了糯米汁掺石灰浇筑的方式防腐；随葬品中出现大批被衾、服装类丝绵制品和精美的金银饰品：这些墓葬特征均与同期南方地区一致。如安徽安庆大德年间（1301～1305年）范文虎夫妇墓[47]，江苏吴县大德八年（1308年）吕师孟墓[48]、无锡延祐七年（1320年）钱裕夫妇墓[49]和浙江海宁至正十年（1350年）贾椿墓[50]。以上诸墓的墓主身份虽自高级品官、一般官吏到普通乡绅不等，但葬制十分统一，均采用并列多室砖石墓圹，以松香、糯米加石灰的灰浆密封墓室，可统称为“灰浆浇筑墓”；随葬物品以金玉珠宝及纺织服饰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贾椿墓中随葬的藤手杖在邹县元代李裕庵墓中也有出土。由是观之，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蒙元墓葬受到南方葬制传统的深刻影响，墓葬面貌与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十分接近。

这种因地缘造成的墓葬文化趋同性并非始自元代，而是宋金以来既已定型的地域传统[51]。从山东滕州地区发现的金承安四年（1099年）苏瑀墓[52]中，即可看出这种“南方风格”的影响。苏瑀墓为土坑竖穴石椁木棺墓，墓顶封盖三块石板，石灰料浆灌缝：这些特点均在鲁西北元代后期的四座墓葬中得以承袭和沿用。

2.以沂水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

沂水周边的蒙元墓以城南M3和城北M1、M2为代表[53]。这一地区虽同样存在长方形“椁式”墓的传统，但在具体面貌上又与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不同，不见“灰浆浇筑墓”的防腐处理，随葬品亦相对简化。这一地区在金代就使用长方形砖圹墓，随葬器物以剪刀和陶罐为主，另有厌胜铜钱[54]。时至元代，石板盖顶的长方形砖圹墓成为主流；随葬品不再出现剪刀，而以陶瓷直口鼓腹罐、多系罐、双耳罐和玉壶春瓶为主。这种随葬品组合与冀中和冀东南地区发现的简单砖石室墓十分相似，反映出冀鲁两地墓葬文化上的相似性。

图3.20　济宁张楷墓平剖面图（采自《考古》1994年第9期，第819页，图三）

蒙元时期鲁南地区的“椁式”墓固然体现了宋金以来南方墓葬传统影响下的地域面貌；然而济宁张楷家族墓以数块石板为椁、墓顶平铺大石板的做法，似乎更大程度上是受大都“石椁型”官员墓的影响（图3.20）。同时，这种墓顶平铺石板的“石椁型”墓在同时期的济南周边也有发现，且墓主身份均为朝官，显示出政治文化对墓葬面貌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