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木构砖雕壁画墓

一　仿木构砖雕壁画墓

仿木构砖雕墓是晋南金墓的主流，也是最具地域特色的墓葬形式；其种类多样的砖雕图像和繁缛复杂的斗拱建筑均成为代表晋南地区独特墓葬文化面貌的重要表现。当前研究者在论及当地蒙元时期的墓葬特点时，往往强调砖雕装饰衰落的急剧性[53]。砖雕的简化固然是蒙元墓葬发展的最终趋势；然而这种演变结果却非短期完成的突变，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发展历程。从金元之交、元代前期到元中期，带影作建筑和砖雕图像的砖室墓一直是晋南墓葬的主流类型，转角和补间并用的多铺作斗拱也依旧活跃于墓壁装饰中；逮至元代后期，砖雕装饰才真正走向衰落，仿木构砖室墓也最终让位于简单砖室墓。

援引金代后期的墓葬材料，可以看出晋南地区自金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墓葬形制、仿木构建筑还是壁面装饰格局，都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金元之交的调整期、蒙元前期的恢复期和元代中后期的衰减期（表2.16、2.17）。在这一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唯有葬式上保持了一成不变的传统，确立了晋南地区蒙元砖雕墓多人合葬、无葬具、多次迁葬的地域化葬制特征。

1.金元之交：仿木构砖墓的调整期（贞祐十三年-前至元十六年）

这一阶段时局振荡，晋地属权频繁更易；反映在墓葬面貌上，主要是仿木构建筑和砖雕装饰上相对简率，金代后期定型的传统模式被打破，而代之而起的新兴地域特征尚未完全确立：表现出过渡阶段葬制面貌的调整性与多元化。此期的墓葬在侯马和闻喜周边均有发现，代表墓例为襄汾曲里村墓[54]、新绛吴岭庄墓[55]和闻喜小罗庄M4[56]。

墓室形制上，金元之际的晋南墓葬更多体现出对金墓传统的继承性。新绛吴岭庄的四室砖墓就和南范庄发现的金代晚期砖雕墓一脉相承。从仿木构建筑形式看，金后期广泛砌筑于墓室转角的四处角柱基本消失，只有小罗庄M4在转角铺作下承接了很短的枋间柱；斗拱结构上也体现出强烈的简率意味，金末以前流行的五铺作斗拱被四铺作或更为简单的把头绞项造代替，且斗拱使用上只出现转角斗拱而不见补间斗拱。

墓室壁面上的砖雕图像则一改金代后期以夫妇门内并坐为中心、左右通壁雕砌复杂隔扇门的固定程式，出现了以假门为中心、环绕社火和伎乐表演的新布局。同时，除去砖雕须弥座式的棺床，金代后期晋南墓室主体壁面的装饰格局明显简化，12世纪末确立的纵向多层分栏模式基本消失，只在墓壁中部装饰一条主要的砖雕图像条带，多为近方形、大小一致横向排布的伎乐与社火雕砖；而金中后期广为流行的孝行题材则完全消失。

2.元代前期：砖雕装饰的恢复期（前至元十六年-成宗年间）

蒙古尽辖南北后，各地的经济与文化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恢复阶段；晋南地区亦如是。这一时期当地的墓葬面貌逐步确立起固定规制，墓室装饰在金元之际明显衰弱后复又繁荣，很多方面反而接近金代后期的繁缛程度，显示出“中兴”之象。典型墓例为侯马市区M2、M3[57]和新绛寨里村至大四年（1311年）纪年墓[58]。

这一时期晋南元墓的墓室结构全部为使用简单的叠涩攒尖顶单室近方形砖室。斗拱类型重又恢复到金代后期多铺作的发展水平，转角和补间铺作并存；而角柱处理上一方面沿用了金元之际的短柱设计，另一方面金墓流行的转角立柱形式得以重现。壁面装饰的砖雕图像则延续了前一阶段以假门为中心的布局模式，但壁面分割上明显更为细碎繁复，孝行题材重新成为广泛应用的装饰主题，而金中后期盛行的分栏模式也再度出现（图2.11）。

3.元代中后期：墓室砖雕的衰减与消亡（延祐以降）

这一时期的仿木构砖雕墓以侯马延祐元年（1314年）墓[59]为代表。墓室结构仍为叠涩攒尖顶的近方形砖室墓，但仿木构建筑体现出新的阶段特点：四壁转角立柱彻底消失，而斗拱结构上虽然与元代前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在营造方法上却使用了更为省工的“一体成型”模印技术，细节表现上相对草率。这种使用模印手段整体成形的斗拱制作方法尚未见于此前墓葬中，体现了晋南地区元代中晚期新出现的造墓技术制式。

壁面装饰上尽管仍可看出上一阶段分栏布局的余绪，但题材内容的丰富程度大幅衰减，通壁两侧嵌饰的砖雕只使用了花卉图像这一种单调的主题。晋南地区元末阶段的墓例目前仅见运城西里庄壁画墓一处[60]，该墓墓室为长方形券顶，其以桌椅为中心、左右表演伎乐的构图模式仍可看出元代中前期砖雕装饰的布局传统模式；但通壁全用壁画彩绘，仿木构砖雕最终消颓。同时，壁面光素的简单砖室墓则成为元代后期晋南墓葬类型的主流（图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