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趋简化的墓室结构

已刊布的晋东南元墓资料在墓葬年代上集中在14世纪初元代中期的大德到至大年间，13世纪中后期的墓例，蒙古国阶段的区域面貌难以完整呈现。如将当地金代中晚期的资料一并观察，我们或能一窥该区域金元嬗代之际墓葬形制的流变脉络。

至迟在金代中后期的12世纪中叶，长治及周边金墓的墓室结构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区域样制，可分作简单单室墓及带壁龛、侧室的单室墓两大类。前者以屯留宋村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44]和长子西峪村崇庆元年（1212年）墓[45]为代表；后者墓例相对更多，广见于长子及长治地区：其中长子地区的墓葬多于后壁设龛，如长子石哲正隆三年（1158年）墓[46]和小关村大定十四年（1174年）墓[47]，长治地区则流行东西北三壁开设龛室，如故漳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48]和安昌明昌六年（1195年）墓。小龛与侧室的流行，应是为了适应晋东南地区一墓多人的家族丛葬习俗，这也是当地金元盛行“聚族而葬”最为直接的实证。

无论设龛与否，晋东南金墓的墓室结构在12世纪中叶已形成固定模式：主室平面为方形或近方形；墓室规模也较为统一，边长基本在2.5～3.0米之间；后壁及东西壁面下接凸字形砖砌棺床。仿木构建筑相对复杂：各壁以砖雕一门二窗为核心，墓室四角均设柱础、立角柱，柱头上承转角斗拱，每壁转角斗拱间又设1～2朵补间斗拱；斗拱样式为繁复的四铺作和五铺作（表2.11）。

表2.11　长治及周边地区金中后期墓葬的结构与葬式

至13～14世纪之交，晋东南砖雕壁画墓在墓葬形制上展现出渐趋简化的时代新风。相较于金墓广设龛室的复杂结构，元墓均作简单方形单室墓，未见小龛和侧室。同时也应注意，金元之际墓室结构的变化并未对葬式传统造成明显影响，仍以多人丛葬为主，只是将原来分置于不同龛室空间的尸骨集中安置在主室棺床或甬道的不同方位。以长治捉马村墓葬为例，M2的墓壁题记显示这是一处由两座墓葬构成的家族墓地，M1与M2均由杨氏家族孙辈的“杨林、杨资”等修葺，以安葬和供养“祖考杨添、李氏、贾氏”以及“父亲杨诚、母亲申氏”。统计这两座墓葬中的骨架个体，可知M2中埋葬有3人、M1中安葬2人，正与墓壁题记一致。

在墓室整体结构趋于简化的前提下，晋东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由金代中后期以砖雕门窗为核心的统一模式，转变为新旧模式长期共存、各有分野的两组格套。一组以袭旧为特征，沿用了当地金墓以砖雕门窗为核心的旧传统。墓例主要集中于长子与屯留，如长子李沟村墓、碾张村墓以及屯留康庄工业园韩翌墓、牛详墓。金墓盛行的通壁一门二窗、四角立柱、柱头与补间斗拱等仿木构格局均得以保留。另一组则另辟新相，彰显出以屏风壁画或彩绘围屏床榻为核心的新格局。这组墓葬包括屯留康庄工业园韩赟墓、牛谨墓，以及长治捉马村、司马乡和郝家庄壁画墓等。墓室壁面弃用以砖雕一门二窗为核心的金墓传统，转而大量使用壁画装饰，角柱逐渐消隐，直接出斗拱或全不用斗拱。从纪年材料看，这两组墓葬装饰格套长期共存、并行发展，从13世纪后半一直存续到14世纪中期的元末阶段。

墓葬形制守故与启新的双核并行模式虽分野明显，但二者在仿木构建筑的发展趋势上完全一致，均体现出日渐简化的时代特点：早期复杂的五铺作被把头绞项造替代，甚至完全不用斗拱；一门二窗也出现了影作彩绘的形式，如屯留康庄至治元年（1321年）牛详墓（表2.12）。

晋东南地区墓室结构的“金元之变”，可视作仿木构砖雕在当地渐趋衰落的典型表征；这种渐趋简化的墓室营建趋势，可在其他中原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中看到类同表现，如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以及以焦作为中心的冀南豫北地区。而砖雕建筑的衰颓通常伴随着壁面彩画比重的上升，后者逐渐成为最主流的墓壁装饰形式。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长治地区金元墓葬的对比，对晋东南墓葬装饰的演变轨迹做出进一步梳理。

表2.12　长治地区蒙元墓葬的结构与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