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制特殊的道释墓

蒙元时期，晋南的芮城和稷山地区都发现了使用棺椁的道士墓。根据墓室形制、安葬方式和葬具材质，又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多人合葬的陶棺墓；其二为单人葬的石椁木棺墓。

1.集中安置的陶棺葬

山西稷山五女坟曾发现了5座道姑合葬墓，墓室棺床上均并排放置着多具黑陶棺作为尸骨葬的殓具；5座墓葬共埋纳了69人，身份全为道姑。其中M1有中统三年的题记，证明这批墓葬大致应属于世祖朝蒙古国时期；此外装有稻谷的谷仓陶罐也显示出金元之际的时代特征（图2.14）。

图2.14　稷山五女坟道姑墓墓室结构与合葬陶棺（采自《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32页、图二、图三；第33页、图五、图六；图版拾叁：3、4）

使用陶棺殓葬在宋金时期的晋南地区即有传统。目前稷山县博物馆和永济市博物馆就保存有稷山和运城地区文物调查时发现的大批宋至元陶棺文物；其中尤以稷山地区发现的陶棺体量大、制作精[65]。晋南陶罐的使用群体中，宗教信徒应该占相当大的比例。除上文提到的蒙古国时期稷山道姑合葬墓外，陕西韩城也发现了一座陶棺合葬墓[66]，该墓在陶棺形制和墓葬结构上均与稷山道姑墓十分相似，但安葬的群体却为韩城周边大庆善寺的一众僧侣。相似的僧侣陶棺合葬墓也见于晋中地区五台山下的忻州宋墓[67]。从现存的题记看，这些释道群体的陶棺合葬墓主要应用于一般等级的信徒中，而地位较高的宗教首领则采用了另一套治葬模式，即使用石椁木棺的单人葬制。

2.线刻精美的石棺墓

金贞祐南迁（1213年）到元世祖颁定大元国号（1271年）的蒙古国时期，晋南地区有两座道教重要人物的墓葬，分别为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宋德方和中统元年（1260年）潘德冲墓[68]。这两座墓分别为近方形和六边六角形砖室墓，在墓室结构上还留有一些金代风格，这也符合其处于金元之交的过渡性时段特征。墓内葬具使用线刻石椁内套木棺的殓葬形式。虽然墓室壁面未见装饰，但石椁四挡却有精美线刻，题材有厅堂楼阁、墓主人夫妇对坐、杂剧表演和孝行故事等，体现出晋南地区墓葬装饰一脉相承的延承性和连贯性。宋德方和潘德冲均为金元之际全真教的重要人物，在世祖忽必烈时期永乐宫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墓中均出土墓志，也从侧面反映出二人地位之高（图2.15）。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同样使用石葬具单人葬的宗教领袖墓，还有河南白马寺龙川和尚墓：该墓棺床上横向放置着小型石棺匣墓，内安置烧骨[69]。龙川和尚是元初名僧，也是元代洛阳白马寺的首任主持，曾负责兴修白马寺的重大工程。这与宋德方和潘德冲的身份经历和地位十分相似。而晋南、豫北地区使用石棺葬的传统，又可在晋南金代文物中找到实证。晋南地区有关部门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有一些石棺，虽无法追查其出土的墓室环境，但多数有明确纪年，也可作为晋南地区金元石棺墓的参佐资料。如山西永济发现的贞元元年（1153年）青石棺[70]、山西长治大定二十年（1180年）石棺[71]、山西永和县大安三年（1211年）石棺[72]等。同时，这种石棺（椁）墓又与北宋晚期洛阳一带发现的带装饰和题记的石棺有某种承继关系[73]。晋南地区道教群体“棺椁墓”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蒙元时期道教势力在当地的兴盛。

图2.15　芮城永乐宫道士石椁墓（采自《考古》1960年第8期，第22页，图一；第24页，图三；图版肆：1、3）

1.宋德方墓墓室结构及石椁葬具；2.潘德冲墓墓室结构及石椁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