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1]这里所说的明器，不仅指车马仪仗和随行侍奉的陶俑，也包括以容器为主的随葬器物。详细界定与文献考证参看本书第五章。

[2]随葬品可分为仪俑和器物两大类，其中器物又可细分为依仿“三代礼器”的仿古器和蒙元时期日常习见的碗盘瓶钵类“时器”。为表述方便，下文将这些随葬品分别简称为仪俑、古器和时器。

[3]焦作地区行政区划的更迭，《元史·地理志》中有详细的记述：“唐怀州，复改河内郡，又仍为怀州。宋升为防御。金改南怀州，又改沁南军。元初复为怀州；太宗四年行怀孟州事；宪宗六年，世祖在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七年，改怀孟路总管府；至元元年，以怀孟路隶彰德路；二年，复以怀孟自为一路；延祐六年，以仁宗潜邸，改怀庆路。”（［明］宋濂：《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怀庆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62页）

[4]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等：《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5]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三门峡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考古》1985年第11期。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7]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8]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记》，《考古》1979年第6期。

[9]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10]许衡神道碑的材料详见郭建设等：《许衡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其弟许衎和许衎之子许师义的石墓志则见刊于索全星：《焦作市出土二合元代墓志略考》，《文物》1996年第3期；索全星：《许衎、许师义墓志跋》，《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3]网络资源http://www.wenwu.gov.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3069。

[14]翟春玲等：《西安电子城出土元代文物》，《文博》2002年第5期。

[15]刘安利：《西安东郊元刘义世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

[1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

[17]陕西省文管会：《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18]王九刚、李军辉：《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19]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20]卢桂兰等：《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第3期。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曲江乡孟村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2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7期。

[2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25]马志祥等：《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文博》1988年第2期。

[26]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

[27]咸阳地区文管会：《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

[28]袁长江：《长安凤栖原元墓建筑结构》，《文博》1985年第2期。

[2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第2期。

[30]洛川县博物馆：《陕西洛川县潘窑科村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

[31]延安市文化文物局：《延安虎头峁元代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2期。

[32]这里的年代起止只就蒙元时期而言；事实上，参考唐恭陵哀皇后墓可见，关中地区在唐代墓葬中已使用成套的仿簠、簋、爵、尊之类的仿古陶明器。详见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关于恭陵哀皇后墓这批仿古陶明器的定名，参看谢明良：《记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载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72～190页。

[33]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文物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34]夫人祔葬于至治二年（1322年），故而该墓中的随葬品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祔葬时新埋入的；可惜的是，简报中并未全面刊布M9中的随葬品，因此也很难通过系统比较该墓先后入葬的随葬明器来区分早晚阶段的器用面貌差异。

[35]关于蒙元墓葬中的茶酒具明器和仓灶题材，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详述。

[36]西安地区刊布的蒙元墓例计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电子城泰定年间墓（翟春玲等：《西安电子城出土元代文物》，《文博》2002年第5期）、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刘安利：《西安东郊元刘义世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玉祥门外元墓（陕西省文管会：《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南郊山门口墓（王九刚、李军辉：《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南郊王世英墓（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北郊红庙坡墓（卢桂兰等：《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第3期）、曲江孟村墓和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马志祥等：《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文博》1988年第2期）。

[37]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

[38]延安市文化文物局：《延安虎头峁元代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2期。

[39]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40]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考古》1979年第6期。

[41]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42]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九卷第四期，2002年，第143～168页。

[43]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2003年，第1～26页。

[44]关于唐、宋、金礼器模式的探讨，详见后文。

[45]［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此书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民间类书，原为南宋陈元靓编，但宋原本今已不可见，现存的元、明刊本均经删改和增广，因此其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

[46]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

[47]瓷吉州窑象纽盖罐图片转引自郭学雷：《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考实——兼论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的影响》，深圳博物馆等编《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图110。

[48]吴东海等：《浙江丽水南宋纪年墓出土的龙泉窑精品瓷》，《东方博物》第二十三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0页。关于这三件龙泉瓷器“礼仪相关用器可能性”的论点，也见于蔡玫芬：《庄严与细巧：南宋的工艺与生活》，蔡玫芬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17页。

[4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50]这两批“寄寄老人”铭磨光黑陶器引自宋新潮：《“寄寄老人”考》，《文物》2011年第10期。

[51]［元］王恽：《秋涧集》，卷七一，《题寄寄老人陈氏诗卷》：“昔帝舜陶于河滨，器不苦窳，而陶之为器，最近古而适用广。长安寄寄翁得适用近古之法，削为鼎研诸器，坚润精致，粹然含金玉之质，诚可方驾保张远、绍泽之吕道人矣。”转引自宋新潮：《“寄寄老人”考》，第78页。

[5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源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53]［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条：“建康府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铜古器货卖，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挥建康府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诏降样付建康府措置，依样制造，务要精致。”《续修四库全书》册8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4]［元］郑陶孙：《舍奠礼器记》，载［元］苏天爵辑：《国朝文类》卷二十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民国八年涵芬楼影印本排印），第20～25页；刘岳申：《申斋集》卷六，“云南中清路儒学新制礼器记”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页。上两条文献均转引自蔡玫芬：《转型与启发：浅论陶瓷所呈现的蒙元文化》，载石守谦等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244页。

[5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56]［明］宋濂：《元史》卷七四，《祭祀志》，“祭器”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847页。

[57]［明］刘绩：《三礼图》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29，第285页。

[58]［宋］王黼等：《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象尊”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40，第512页。

[59]［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尚书省碟议礼局”条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承尚书省札子，朝议大夫试兵部尚书兼侍郎充议礼局详议官薛昂札子奏：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礼失则求诸野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茍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647，第10页。

[60]［清］徐松：《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罍爵坫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续修四库全书》册822，第35～36页。［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记：“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四部丛刊》初编，133～137函。

[61]成书于南宋的《事林广记》作为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其列出的祭器组合图示明显可见聂氏《三礼图集注》的巨大影响（详见［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一，《祭器仪式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65～366页）。而朱熹修撰《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动机，则源于南宋州县祭器仍多用聂氏《三礼图》模式而不合绍兴确立的“新成礼器”式样。

[62]这一原则在绍兴十五年群臣讨论祭器改造时就有明确表述，［清］徐松：《中兴礼书》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册822，第5～7页。对这一问题的探析，详见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2003年，第17、18页。

[63]在祭器材质的讨论中，《宣和博古图》以有限的出土铜器为据，认为《三礼图》竹木之说为非，失于偏颇。虽然徽宗以来改制后的新成礼器形制从《宣和博古图》之制，但材质组合仍见依聂氏之说，如在明堂大礼中“其从祀四百四十三位合用竹木祭器，已令临安府制造。”《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载：“（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同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其从祀四百四十三位合用竹木祭器，已令临安府制造。”《续修四库全书》，册822，第243页。

[64]郑陶孙：《舍奠礼器祭》，载苏天爵辑：《国朝文类》卷二十七，第20～25页，转引自蔡玫芬：《转型与启发：浅论陶瓷所呈现的蒙元文化》，石守谦等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第232页。

[65]“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元］脱脱：《金史》卷二八《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91～692页。

[66]“《隋书经·籍志》列郑元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所谓六本者，郑元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宋］聂崇仪：《三礼图集注》，《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29，第2页。

[67]参考唐恭陵哀皇后墓可见，关中地区在唐代墓葬中已使用成套的仿簠、簋、爵、尊之类的仿古陶明器。详见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68]［清］徐松：《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鎔，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续修四库全书》，册822，第35～36页。又《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

[69]李举纲、杨洁：《蒙元世相：蒙元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墓的考古发现》，《收藏》2012年第15期。

[7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71]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7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南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9期。

[73]王九刚、李军辉：《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74]这批墓葬虽然墓室结构有异、墓主身份不同，但都随葬一套灰陶的明器，其中以簠、簋、尊、壶等仿古器物，车马和男女侍俑等出行仪俑，以及鸡、羊、猪、牛、龙、龟等一组小型动物俑最具特色。尤其是在蒙元墓葬在蒙古国时期至元代前期（1213～1320年），该地区蒙元墓葬中的出行仪俑中体现出明显的“唐代模式”，骑驼或牵驼的胡人俑亦可在同一地区的唐墓明器中找到原型。

[75]［日］箭内亘著、陈捷等译：《元世祖与唐太宗》，《蒙古史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94～105页。萧启庆在论述忽必烈潜邸集结的历史背景时也论及这一问题。详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蒙古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8页。

[76]［元］苏天爵、姚景安点校：《元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撰墓碑”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8页。

[77]［明］宋濂：《元史》卷一七六《王寿传》，第4103、4104页。

[78]［元］苏天爵、姚景安点校：《元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条，第152页。

[79]［明］宋濂：《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第4026、4027页。

[80]《顺帝本纪》载：“帝曰：‘昔魏征进諌，唐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明］宋濂：《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第838页。

[8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西郊清理宋墓一座》，《文物》1959年第2期。

[8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第57～61页。

[83]［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21页。《元史·地理志》卷五十八“怀庆路”条：“宪宗六年，世祖在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第1362页。

[84]［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本，册1367，第508页。

[85]［元］赵孟頫：《靳公墓志铭》，载《松雪斋文集》卷九，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册402，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第346页。

[86]［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7页。

[87]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第123页。

[88]［明］宋濂：《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第4149页。

[89]［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册182，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转引自汪小红：《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