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安、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二　以西安、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这一小区的蒙元墓葬主要发现于渭水流域的西安、兴平、咸阳、户县和宝鸡，以及洛水一线的延安和洛川。该区在元代归在以奉元路为中心的陕西行省辖下。与河南地区相比，陕西境内刊布的墓葬材料更为丰富，尤以西安地区最为集中，代表墓例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11]、刘黑马家族墓[12]、东郊十里堡墓[13]、电子城泰定年间墓[14]、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15]、潘家庄墓群[16]、玉祥门外元墓[17]、南郊山门口墓[18]、武宗朝王世英墓[19]、北郊红庙坡墓[20]、皇庆二年（1313年）武敬墓[21]、曲江孟村墓[22]、贞元元年（1292年）袁贵安墓[23]、后至元五年（1339年）张弘毅夫妇墓[24]、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25]，此外还有宝鸡市大修厂墓[26]、户县至大元年（1308年）贺仁杰墓和泰定四年（1327年）重葬的贺胜墓[27]、长安凤栖原元墓[28]，以及兴平县砖雕墓[29]。洛水沿岸的蒙元墓发现较少，目前仅见洛川潘窑科村墓[30]和延安虎头峁墓[31]两例。

与河南洛水流域单一的土洞墓不同，陕西地区洛渭沿岸的蒙元墓葬形式多样，单室墓中有近方形的土洞墓、砖室墓，也有八角形的石室墓；前后双室墓也兼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之别，前室多作横向近方形，摆放随葬明器，后室安放棺木，并视埋葬人数的多少增减墓室宽度。除兴平县元墓和西安南郊王世英墓用砖砌或土雕做出仿木构建筑外，其余墓葬壁面光素，不设装饰。与河南地区相比，在陕西地区，尤其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水流域，前后双室墓的使用人群有所扩大。从目前可以确定身份的墓例看，双室墓的墓主至少包括了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品官；部分不见墓志的双室墓也很可能属于无功名的地方大族。另一方面，官至中书左丞的一品官勋世家贺胜家族墓却全部采用了单室近方形砖石合筑墓，墓底和下壁全用大石铺砌，墓顶结构不详；这种墓室型制不代表蒙元关中地域的墓葬主流传统，反而与大都周边的“石椁型”品官墓有些相似。在墓室规模与墓主官品的对应上，该区虽不像河南地区那样区分有度、等级规范，但大致仍可看出品官墓的墓室大小还是与官阶成正比的。如官至一品的贺胜墓边长在4米左右；其祖父贺贲作为高官家属等级稍逊，墓室边长约为3米；官至正七品的王世英夫妇墓主室边长则在2米左右；而品级更低的曲江池段氏墓的主室仅长1.7米（表4.2）。

同时，这批墓葬虽然墓室结构各异、墓主身份不同，但都随葬一套磨光灰黑陶明器，包括盘、盏、瓶、罐、仓、灶等时器，簠、簋、尊、壶等仿古器，车马和男女侍从等出行仪俑，以及鸡、羊、猪、牛、龙、龟等一组小型动物俑。与河南地区相比，陕西洛-渭流域的蒙元墓出行仪俑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更为丰富，且使用阶段贯穿了蒙古国到元末整个蒙元时期的始终；另一方面，与洛阳地区元末才盛行随葬仿古礼器不同，关中地区用陶仿古器随葬的现象自蒙古国时即已出现，元末阶段依然沿用[32]；同时，小型灰陶动物俑也是不见于河南洛水元墓的地方葬制特点。

无论是墓室形制还是随葬明器，陕西洛-渭流域的蒙元墓葬均具有非常明确的阶段发展特点，尤其是谷仓模型、灯盏和陶壶瓶变化有序，据此可将该区的蒙元墓葬以延祐年间为界分作前后三期五段：

第一期：蒙古国时期至元代前期（13世纪中期～13世纪末）

这一阶段是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的逐步形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葬明器逐渐形成了一套极具地方特色的组合样制，并经历了一个由不规律向定型化发展的过程。墓葬形制上兼具土洞墓与砖室墓两种类型，其中前后双室穹墓较为流行。结合纪年材料，以仓、灶、灯、壶等器类形制的发展为主要依据，又可将这批蒙元墓分作早段和晚段：

一期早段的墓葬以兴平县砖雕墓、西安曲江池段继荣夫妇墓（1252～1266年）、西安南郊刘黑马墓（1262年）和刘元亨墓为代表，年代上属于蒙古国时期。墓葬类型并不统一，既有当地金代砖雕墓的延续，也有长斜坡墓道前后多室墓。随葬男俑冠巾样式以武弁、平巾帻、唐巾为主，尚未见后期流行的瓦楞帽、笠帽。而墓葬出土器用在类别和形态上虽未最终定型，但已初步展示出从金墓传统向蒙元新相的过渡面貌。兴平砖雕墓中出土的谷仓罐还带有金代遗风，未发现陶灶模型；西安地区则在13世纪中期集中出现了以黑陶茧形壶作为谷仓容器的现象，如曲江池段继荣夫妇墓、刘黑马墓及刘元亨墓；此外，也流行随葬方形陶灶和素烧刻花陶器，如碗盘、梅瓶等。墓中未见后期频出的仿古陶簠簋（图4.3、4.4）。

一期晚段墓葬目前只发现于西安地区，如南郊山门口墓、刘黑马家族墓群M16刘元振墓、潘家庄墓群M122和M238，以及曲江孟村墓。墓室结构基本为前后双世土洞墓，前室左右出小龛以安置随葬品。其中刘振元夫妇合葬墓志文记载，夫妇二人分别入葬于1275和1306年，有趣的是，小龛中的明器风格也不尽统一，推测应为二人入葬时分别埋入。刘振元下葬于1275年，墓中部分随葬品的年代亦应与之相当。以之为纪年材料，可知一期晚段的年代应在13世纪后半叶的元初，此时以西安为中心墓葬明器组合的区域特征已基本定型为两大类，分别是以车马侍从俑和小型动物俑构成的仪俑，和以簠簋、茶酒具、灯具和仓灶模型构成的容器。男俑冠巾仍以幞头、唐巾和武弁为主，未见笠帽，开始出现驼俑和胡人俑。陶仓、灶的造型开始统一化，陶仓为直壁三足带笠形盖，且五个一组，置于同侧壁龛中；陶灶仍有方形，新出现单层圆形灶。同时可见成对的贯耳扁壶与束颈鼎式香炉组成的陶供器（图4.5、4.6）。

第二期：元代前中期（13世纪末～14世纪初延祐年间）

元代中前期，陕西洛渭流域墓葬的区域特征进一步确立和明晰，车马仪仗、动物俑、仿古簠簋、茶酒具和五供等随葬品组合类型真正定型化并沿用到元末。墓室结构上，前后双室墓所占比例衰减，带壁龛的单室土洞墓成为西安地区墓葬形制的主流；户县贺氏家族墓的砖石合筑墓则体现出大都官勋墓的部分特征；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仍占主流，竖穴墓道也开始出现。明器组合上，男俑帽冠类型更为丰富，除幞头、巾、帻外，开始出现瓦楞帽、前檐帽和笠帽，胡人俑继续存在。仓灶模型作为每墓必出的随葬品，造型上相对统一且变化有序。根据陶仓模型和双耳陶壶造型样制和装饰细节的差异，可将第二期关中元代墓葬分作前后两段：

二期早段代表墓例为西安地区的曲江袁贵安墓（1295年）、南郊刘黑马家族墓M16郝柔墓（1306年，与刘元振合葬）以及M8和M9、潘家庄墓群M184、黄子坡武敬墓（1312年），户县贺氏家族墓M2贺仁杰墓（1307年）与宝鸡延祐年间元墓。这批墓葬基本为纪年墓，年代集中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这一期段出现了大量带龛室的单室土洞墓，尤其后龛非常流行，前后双室墓不再是墓室形制的主流。随葬品中男俑帽冠为笠帽和前檐帽，平底带盖仓逐步取代了三足仓，陶灶全部变为圆形灶，流行成对出土的双耳六棱瓶，香炉仍以束颈鼎式炉为主（图4.7、4.8）。值得注意的是刘黑马家族墓M16刘元振和郝柔的合葬墓，由于夫妇二人入葬时间不同，分批埋入的随葬品明显可以看出从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的变化序列。

二期晚段墓例主要有西安曲江李新昭墓（1325年），刘黑马家族墓M27刘天杰墓（1329年）以及M25、M26和M32，玉祥门外元代砖室墓，电子城元墓，另有户县贺氏家族墓M1贺胜墓（1327年）及洛川县潘窑科村墓。这批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英宗至文宗朝的至治到至顺年间。墓葬结构上，长斜坡墓道、主室出后龛、墓门两侧各有小龛等特点成为主流。陶仓样制依旧流行平底带盖造型，陶灶则多见圆形灶身上加盖多层笼屉的模式；仿古陶壶多作六方折转形；香炉样制开始转为腹壁斜直的樽式造型（图4.9、4.10）。

第三期：元代后期（惠宗朝，1333～1370年）

这一期段的墓葬主要发现于西安近郊，如曲江张弘毅夫妇墓（1339年），东郊刘义世墓（1344年），南郊刘黑马家族墓M19、M20，北郊红庙坡墓以及延安虎头峁墓等。从纪年墓葬的时代看，这批墓葬基本可划定在元后期顺帝朝。此期西安元墓基本延续了二期晚段的墓室结构，主室后壁和左右侧壁做出壁龛安置随葬品。陶仓模型流行楼阁样制，上盖笠帽顶、下承底座，器身表现仿木构立柱和斗拱；香炉继续使用樽式炉；陶壶则用八卦图像装饰颈腹部（图4.11、4.12）。

综上，陕西地区洛渭流域发现的蒙元墓葬在墓室结构上较为多样，既有单室近方形土洞墓和砖室墓、八角形石室墓，也有长方形前后双室墓；与之相对，随葬品面貌却表现出统一区域的风格，流行包括车马仪俑、小型动物俑、簠簋组合和茶酒具、五供在内的一套陶明器。仿古器物中带龟纽的簠簋组合与双耳陶壶、时器中成对出现的陶仓和陶灶模型，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随葬品。这批墓葬所属人群的阶层与河南地区相比更为广泛，既有汉军万户刘黑马家族和户县贺氏家族这样的勋贵高官及族人，也有王世英、段继荣之类的中下级品官，当然也不乏虽不仕朝中，但颇具地方影响力的地方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