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蒙元时期，多族属、广疆域的统一帝国带来了文化新相，墓葬文化体现出继承与变革交错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宋金形成的葬制传统在很多领域得以继承和保存；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冲击、阶层重组和族属互动，许多新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断涌现。这种文化沿承与变革中的摇摆，造就了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文化面貌的区域多样性与发展不平衡性。

墓葬面貌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区域内复杂的文化群体上，据此可将中原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划分为四大文化区：

其一为长城以北与燕云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南部、辽西、晋北和冀北地区。这一区域在人群文化取向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混居着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各部的不同族属。在区域面貌的探讨中，可分为若干不同的文化群体来研究：以赤峰周边的壁画墓和元上都附近的蒙汉墓群为中心，考察长城以北地区在蒙古文化冲击下蒙汉墓葬面貌上的相互影响；以大同和冀北为中心，管窥燕云地区在辽金元嬗代之际墓葬文化的延承与变革；以北京为中心，分析“石椁型”墓在蒙元时期汉人世侯与大都官员中的应用和演变；以冀中简单砖石室墓为中心，探讨平民墓葬传统不随政局嬗变的保守性与滞后性。

其二为中原地区，大致包括大同以南的山西地区、井陉-石家庄以南的冀南地区和豫西豫北地区。相较于燕云地区杂糅了契丹、女真与汉地风格的多元化墓葬特征与复杂的族属面貌，这一地域在人群结构上相对单一，基本为汉族，且自宋代中期就形成了统一而稳定的区域墓葬主流特征：以门窗砖雕为中心的仿木构砖室墓。进入蒙元阶段，这种宋金时期相当稳固的大区域统合面貌却被逐渐打破，一些小的区域风格则日益凸显出来。

其三为山东地区，在区划上不仅包括今山东半岛，河北东南部的平乡、武邑和河南东北的尉氏、商丘也在其内。这一地区长时段内一直保持了圆形单室墓的墓制传统，墓葬面貌和丧葬习俗上完全承袭了北宋传统，体现出墓葬风格的保守性与滞后性。然而在蒙元帝国建立后，伴随着政治冲击与族属涵化，山东地区长期固守的区域传统被逐渐打破。通过官员的流动，将大都“石椁型”墓与当地传统墓葬风格相融合；同时临近区域的墓葬文化面貌也日渐渗透进来。另一方面，一些小范围的局部区域特征日渐明显，尤以融南汇北的鲁西南灰浆灌注墓和胶东半岛的石塔墓最具特色。

其四为洛渭流域，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洛水和渭水沿岸，横跨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该文化区最为典型的墓葬特征不在于墓葬形制的类同，而是随葬品面貌的相似性。无论是土洞墓还是砖石室墓，均出土有一套古今并用的陶质明器，包括车马仪俑等出行仪仗、以簠簋壶爵为代表的仿古陶器、以茶酒之具为代表的时器组合、谷仓和灶台类的仓厨模型以及小型动物俑。随葬品面貌的铄古铸今反映出蒙元时期在社会秩序和“礼乐”建设上的“正统化”政治追求，也与当时该地区作为忽必烈藩邸重地，聚集了大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部”密切相关，是区域文化、政治诉求和人群面貌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区域面貌多样性的基础上，中原北方蒙元墓葬又因政治冲击、人群阶层和地理位置的不同造成了墓葬面貌和发展步调的不平衡。从地理位置看，自宋辽对峙起即久历胡俗的燕云地区和长城以北地区距离漠北最近，也最早被纳入蒙古国的统治范围，墓葬面貌则最先确立起蒙元阶段的文化特征，亦率先在墓室装饰和葬制上反映出蒙汉族属间的相互影响；而相对居南、长期保持着宋代墓葬文化传统的中原和山东半岛则更多体现出对旧有墓葬传统的固守与继承。从政治力量和人群阶层来看，汇集了汉军世侯、勋贵品官等忽必烈潜邸旧侣的洛渭流域和大都周边地区在墓葬面貌上最具时代特色，变动相对频繁，阶段特征也十分明显；而冀中和中原地区发现的小型平民墓则基本看不到政治冲击与朝代更迭的影响。

在建立起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墓葬的时空脉络后，本文从墓壁装饰和随葬实物的统合观察入手，尝试对相对薄弱的丧葬文化和葬祭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墓室装饰和随葬器用在相互补证中完成了对墓室空间的营构：以墓主人为中心，左右茶酒供奉、对面伎乐相娱、旁设盥洗备荐之具、车马仪仗前导待行；而这种墓室布局恰恰也是礼书中祭礼仪节设位陈器的典型模式，换言之，墓室不仅是收柩之所，也在极力营造一种祭奉氛围，是永久性供奉墓主的“乐安之堂”。同时，葬祭兼具的墓室功能又反映出“神灵安、子孙盛”的生死互动关系：孝子通过营坟治葬活动来为祖先营造安魂永宅，相应的，死去的祖先则在歆享祭供的同时庇佑后嗣福寿延长。

历史如流，取用之间，生生不息。在蒙元墓葬以及整个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长时段、广区域的观察视角，或将不断引动更多殊有意趣的研究论题，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