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墓道大型砖室墓
1.大型多室墓
此类墓葬以耶律铸[89]、史天泽及张弘略墓[90]为代表，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砌多室墓。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墓室壁面上装饰有仿木构斗拱和彩绘壁画。葬式上均在墓室后部棺床上安放木棺殓骨，随葬品规格较高。
耶律铸墓为南北向六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及东西侧室、后室及东部两侧室构成。据墓室规格及随葬品可知，耶律铸葬在后室，前室及左右侧室分别埋葬其一妻二妾，后室东侧的两侧室应附葬其家族成员[91]；主室尺寸接近3米见方，侧室尺寸为2.4米×2米。这一大型墓葬不仅在结构上体现出明显的辽代贵族多室墓风格，随葬器用上也体现出明显的辽墓特征。该墓虽遭盗扰，出土的随葬品仍十分可观，计有精美的瓷器、银器、铜牛、汉白玉马和陶俑等180余件；其中手执十二时牌令的立俑完全是辽墓墓室上部十二时图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92]。葬式上十分统一，均在砖砌棺床上放置木棺椁一套，内殓尸骨（图1.20：1）。
与之相似的大型多室墓也见于石家庄史氏墓群。元朝开国丞相史天泽家族墓地发现于河北省石家庄后太保村，其中M1为三室砖室墓，推测为史天泽及其妻妾的合葬墓[93]。这座三室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八角形主室和左右圆形侧室构成。主室对边长5米上下，侧室内径为3米左右。主室壁面转角处各砌筑一角柱，每个柱头上承砖雕转角斗拱一朵，另有补间斗拱共八朵（图1.20：2）。随葬品多被盗扰，仅余龙泉和高丽青瓷器、金花残片、大型铜香炉和随葬铜钱。葬式上与耶律铸墓相同。
同样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主、侧室组成的多室墓也见诸满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其前后室和左右侧室均作近方形，穹隆顶；各室边长3米左右。墓室四角用菱角子分五层叠涩，象征斗拱。出土大量南北名窑的精美瓷器，品类丰富。张弘略夫妇墓的葬式与耶律铸墓及史天泽家族墓不同，后室与东西侧室中部铺地砖下凿出东西向长方形墓穴，规格均作长2.2米，宽0.5～1米，深0.6米，再用0.04米厚的青石板砌成椁室，体现出金代椁室墓的传统（图1.20：3）。
2.单室多角形墓
北京周边和冀中地区的此类墓葬以石家庄史氏墓群M3最为典型。这座仿木构单室墓有长达13米的墓道，墓门建筑与耶律铸墓十分相似，均在券门上做出华丽的砖雕仿木构门楼。墓室为六角形，对边长约4米，墓壁上装饰有六个转角斗拱（图1.20：4）。由于扰乱严重，此墓葬具葬式不明，仅能根据凌乱的火烧骨推测为火葬墓。值得注意的是，此墓棺床下方有一砖砌长方形供桌，该墓中现存的随葬品残件均出自供桌前。这种随葬现象应是辽墓传统中木家具陈设供品的一种变通形式。
图1.20 大都周边辽墓风格的长墓道大型仿木构砖室墓
1.北京耶律铸家族墓（采自《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第1版）；2.石家庄史天泽墓（采自《文物》1996年第9期，第49页，图5）；3.满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采自《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第30页，图三）；4.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M3（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51页，图一一）
3.使用人群和葬制渊源
耶律铸墓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有墓志为证，前者葬于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后者葬于元贞元年（1295年）。史天泽墓盗扰严重未发现明确纪年材料，但根据其在墓地中的营坟位置及史天泽本人的卒年（前至元十二年），基本可将该墓年代确定在1275年左右。石家庄史氏墓群M3未发现纪年材料，仅能根据出土瓷器的形制特点，推定其年代下限不晚于14世纪前半叶[94]。也就是说，北京及冀中地区大型仿木构砖室墓的使用时间基本集中在元代前期。
从墓志材料和墓地性质综合判断，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均属于较早归元的“汉人”勋贵集团。耶律铸为蒙古国时期契丹名相耶律楚材次子，官至中书左丞相从一品，属归元的勋贵世家。张弘略为汉军万户、蔡国公张柔之子，历任淮东道宣慰使、江西宣慰使、河南参知政事等职；张氏家族也是蒙古国早期汉军万户之一。史天泽则为真定史氏汉军世家的代表人物，其与天成刘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和藁城董事并称蒙元六大汉人世侯集团[95]，在蒙古平金伐宋的战争中各著功勋；同墓地的M3在身份界定上应属史天泽家族成员。由此可见，这批具有契丹遗风的大型多室仿木构砖室墓属于元代“汉人”勋旧集团，或为契丹贵族，或为汉军世家，地位相当显赫。
这种归降勋贵集团在新王朝建立之后仍使用传统葬制的情况，在辽金之际北京地区的墓葬中也可找到相似的墓例，如金代前期的时立爱家族墓和萧仲恭夫妇合葬墓。石立爱和萧仲恭均为金代前期降金的辽代贵族。这两处墓葬均带有长斜坡墓道，主室尺寸均在4～5米之间，具有明显的辽代贵族墓风格；这些特点一直到元代早期的耶律铸和史天泽墓仍得以保留。河北新城时立爱墓为仿木构八角形四室砖墓，主室尺寸4.75米×5.45米。据神道碑可知入葬年代为皇统三年（1143年），墓主身份为“勤力奉国开府仪同三司巨鹿郡王”，正一品勋贵高官。此类大型多室墓还有兴隆天德二年（1150年）萧仲恭墓[96]，墓中出土有长篇志文的契丹小字墓志。时立爱和萧仲恭均为降金的契丹贵族，因在金建国期间有功而被封为异姓王。而作为王朝嬗代之际归降并获封勋贵的家族成员，墓葬规模和结构上均有较为明显的简化。如作为时立爱家族成员的时丰，使用单室墓，墓室尺寸在3米左右或更小。这种墓葬结构和规格的减降也在史氏家族墓的部分墓葬中得以再现。
综上可见，这批出现于元前期的大型长墓道仿木构砖室墓，应属于归元的契丹贵族和汉军世侯群体；该群体是忽必烈潜邸旧部的中坚力量，在蒙元开国阶段的政治舞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批砖室墓在墓室结构、葬式葬具和随葬品组合上保留着明显的辽墓风格；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女真文化并未对汉地造成较大冲击，反而是杂糅了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而确立的契丹贵族葬制保持了深远影响，沿用于金代和元初的高等级墓葬中。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铸后室东侧附葬的两侧室均作长方形券顶，张弘略夫妇墓后室与侧室也为石板砌筑的长方形椁式样制。二者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该墓其他墓室的辽代遗风，反而与金代女真族的石椁墓在墓形和尺寸上十分相似。这种墓葬结构代表了金代石椁墓在元代的一类重要变体，它与石椁木棺墓、砖室石板墓、砖室券顶墓和简单“墓室墓”一并，在元代中期以降确立为勋贵与品官的固定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