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仓西库：实仓廪而宜子孙

二　东仓西库：实仓廪而宜子孙

（一）东仓西库的区域表现

东仓西库是中原北方蒙元墓葬中的重要装饰题材，在晋东平定、晋东南长治、河南尉氏、河北平乡和山东济南等地的砖雕和壁画墓中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根据这一题材在各区墓葬中表现形式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作三大类别：其一，晋东与河南地区的金银财帛库与仓粟谷粮库；其二，晋东南与关陇地区的灶、井、碓、磨组合；其三河北东部及山东地区的衣架与粮囤。以下将结合墓葬实例，对上述三类“东仓西库”的表现模式逐一分析。

1.晋东、河南：金银库与谷粮库

这一地区的金元墓葬往往在墓室左右侧壁通过墨书题记或小龛立碑标明“东仓西库”的图像性质。山西平定东回村壁画墓[136]中，左壁假门上墨书“觚斗库”，右壁假门上方题有“金银库”，暗示了假门内分别为粮粟库与财帛库。

河南开封尉氏张氏元墓[137]右壁正中的小龛内有书刻“东仓”二字的陶碑，龛外南侧绘佃户交粮入库的图像，或肩负粮袋，或手持农具，三五成群走向“东仓”门口；仓前建筑下一头裹展翅垂角幞头的账房小吏正坐于朱漆桌案后，身着圆领宽袖红袍，提笔在卷册上记录入库的粮帛数量。与之相对，左壁正中小龛内的碑记为“西库”二字，龛外南侧壁画展现了进奉金银钱白的场景，“西库”门前绘有四人，其中一人手捧托盘，内盛货币银挺（图5.42）。

除上述两则蒙元墓葬壁画材料外，晋中地区繁峙和汾阳两地也发现了表现东仓西库的辽金墓例。繁峙杏园村金墓[138]左右侧壁的窗棂下，各端坐有一文一武两位官员，西壁为结跏扶膝而坐的武将，东壁则为案后执笔的文吏。二人身前皆有仆从捧持银铤、珊瑚、犀角等杂宝。其中文吏提笔记录账册的形象与河南尉氏元墓“东仓”南侧的账房小吏如出一辙（图5.43）。汾阳三泉明昌五年（1194年）金墓[139]左后壁绘出窗棂内外入供银钱的“钱白库”场景，恰与尉氏元墓中的“西库”图像和东回村的“金银库”题记相合。汾阳金墓右壁图像漫漶，但根据墓室布局左右对称的规律，很可能原为“粮粟仓”的画面。

2.长治、关陇：灶、井、碓、磨的图像组合

关陇地区主要指以西安、宝鸡为中心的陕西地区，这一区域的蒙元墓葬主要发现于渭水流域的西安、兴平、咸阳、户县和宝鸡，也包括洛水一线的延安和洛川。这批墓葬虽然墓室结构有异、墓主身份不同，但都随葬一套磨光灰陶或黑陶明器，且均包括以下两组器物：其一是碗、盘、盏、瓶、仓、灶、井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其二是簠、簋、尊、壶、爵等仿古器物。与晋东、河南地区多以壁画或砖雕形式表现“东仓西库”不同，关陇地区蒙元墓葬基本以随葬仓、灶类陶明器来展现，且仓、灶形制变化明显，可作为当地墓葬分期的重要标尺[140]。这些陶仓、陶灶在墓葬中通常对称摆放，或位于墓室东西壁面下，或置于左右耳室中。以西安曲江至元五年（1339年）张弘毅夫妇合葬墓[141]为例，陶仓位于墓室西侧耳室（小龛），而陶灶发现于东侧（图5.44）。

有趣的是，与炊事、屯粮相关的劳作场景在附近地区的宋金墓葬中往往以壁画、砖雕等图像形式展现。与晋东、河南地区在左右侧壁对称表现“仓库”场景的装饰格局不同，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和甘肃清水宋金墓往往在墓门两侧或墓门上端，多侧面地展示一组劳作场景，分别为灶前备炊、井边汲水、石碓舂米、推磨碾谷和笸米筛面。而蒙元时期用作随葬明器的仓、灶、井、碓，均可在其中找到一一对应的图像。这种装饰组合由宋至金一直是晋陕甘等地墓葬装饰的重要题材。代表墓例为长治故县村宋墓[142]、长治五马村宋墓[143]、清水上邽乡[144]、贾川乡金代砖雕壁画墓[145]和屯留宋村金代砖雕壁画墓（图5.45、5.46）。其中碓、磨、笸、筛组成了粮食加工的“粮仓”组合，而井、灶题材则与“厨库”劳作相关。蒙元时期，这种成组出现的劳作工具与场景则逐渐退出了当地的主流壁面装饰，仅在渭水流域的出土陶器组合中还保留着仓、灶、井等陶制模型。

如果我们把观察视角的时间线向前后延长，则可发现随葬陶瓷仓、碓、磨、井、灶等粮仓、厨库模型的习俗自汉晋至明清一直存在，不仅在豫、冀、晋、陕等地广有发现，也是长江流域墓葬文化的共同特征。湖北荆州谢家桥西汉墓就随葬有逼真的三连陶灶和陶仓模型[146]。陕西西安[147]、山西大同[148]、河南洛阳[149]地区的西魏、北魏墓葬中，均随葬造型相似、组合类同的陶磨、陶灶和陶井模型。湖北鄂城从三国吴至南朝的墓葬中，更大批出土造型多样的青瓷仓、灶、井、磨、碓模型[150]（图5.47）。宋元以降，这一明器组合依旧在部分地区的明代墓葬中沿用保留。洛阳道北明墓M1137中，就出土成套的仓、灶、磨、碾、井、臼等泥质灰陶模型[151]（图5.48）；而东仓西库的碑题和图像表现，也发现于重庆永川明代壁画墓中。

3.冀东、山东：衣帛柜与粮粟仓

沧州—武邑—平乡及其以东地区蒙元墓葬的装饰格局沿袭了宋代以来中原地区的墓葬传统，流行在墓室左壁表现出挂搭有衣物的衣架和立柜，谷仓或粮囤的位置则相对自由，既有与衣架并列装饰于门楼两侧，也绘饰在墓门两边或后壁上。济南历城郭店M1[152]中，左壁两立柱间绘有挂搭衣物的衣架和满盛粮谷的大缸。济南历城司里街M1[153]中，相似的衣架和粮囤则被左右分列于左壁门楼两侧（图5.49）。而在章丘地区的元代砖雕壁画墓中，衣架和立柜仍然固定在西壁，粮仓却被绘饰在后壁门楼下方和墓门两侧[154]（图5.50）。那么，这一地区流行的衣架与粮囤（粮仓）的图像组合究竟有什么含义呢？河北平乡元墓中的龛内碑记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河北平乡郭店砖雕墓东西两壁的仿木构建筑下各立陶碑一方，左侧刻“绫罗满柜”，右侧刻“粮粟满仓”。这两处左右对称的刻铭恰好为冀东与山东半岛金元墓葬衣架和粮囤的壁面装饰组合做了功能“注脚”：挂搭有衣物的衣架和旁边的立柜代表了“衣帛满柜”，而满盛着谷物的大缸或粮囤则对应“粮粟满仓”。这种仓柜充盈的场景营造和晋豫地区金元墓葬中的“粮仓钱库”异曲同工，均是“仓库”题材在区域墓葬文化中的图像表现。

通过对“东仓西库”图像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题材在蒙元时期广泛流行于北方墓葬中，无论是钱库与粮仓的组合、井灶碓磨的搭配、还是绫罗与粮囤的成套出现，都是为了营造仓廪与厨库的丰盈场景。接下来的问题是，墓室中“实仓廪”的场景营造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治葬观念和葬祭习俗呢？

（二）东仓西库与福荫子孙

北方元墓虽未发现明确提示“东仓西库”题材意义的线索，南方元墓的出土瓷器却提供了旁证。景德镇出土有一座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仓阁两侧的亭楼正墙分别有“凌氏墓用”和“五谷仓所”的题记，标明这一瓷作建筑模型的功用为“五谷仓”。仓门上方与两侧题楹联一副，横批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两联作“禾黍丰而仓廪实，子孙盛而福禄崇”（图5.51）。该瓷谷仓题记提供了丰富的墓葬文化信息：通过粮谷满仓来为墓主先祖提供另一世界中生活衣食无忧的物质保障；而按照死者和生者“对等”的互酬关系，逝去的祖先在歆享粮粟之后，会为子孙后嗣赐佑福禄。

实际上，南方地区这种通过粮罂类明器佑庇降福子孙的丧葬传统可以追溯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吴县狮子山出土的西晋青瓷罐自铭：“用此罂，宜子孙，做高吏，其乐无极”[155]；北京故宫藏吴永安三年（260年）青瓷罐亦有题铭：“富且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亿万岁未见殃”；浙江绍兴南池乡西晋墓的出土明器中，亦有刻铭为“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的堆塑罐[156]。一直到宋元阶段，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一直保留着通过随葬陶瓷谷仓罐来泽被子孙的传统。现藏于龙泉博物馆的宋代龙泉窑多管瓶上，即保留着“五谷仓柜，……荫子益孙，长命富贵”的墨书题记[157]。

而这种通过随葬“谷仓类”坛罐或建筑模型明器来达到护佑子孙目的的丧葬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北方地区得以保持和延续。陕西扶风齐家村在葬礼封墓之前，大多要在墓室安放一只陶罐，罐中实以酵母粉，再插入大葱数根。据村民解释，酵母粉取“发”意，大葱则按谐音象征“聪明”：这组随葬品组合意在祝愿墓主后人能够“聪明康健、富贵发达”[158]（图5.52）。

由此推知，北方各地元墓中象征“东仓西库”的装饰题材和随葬明器实际上是墓主在另一世界钱粮充盈的表现符号。钱白库和觚斗库的不断进账，绫罗柜和粮粟囤的日渐充盈，源源不绝的粮食生产与厨库荐备都是在力图供给祖先“归安此宫”的无忧生活；故而“东仓西库”这一通行于南北的墓葬文化因素从本质而言是与堪舆盛行下“神灵安、子孙盛”的治葬理念相契合的。

要之，蒙元墓葬中的雕绘图像和书刻题记一并，构建了一个祈愿“富贵长命”“福寿永延”的墓室环境，反映出宋元治葬活动中“神灵安、子孙盛”的阴阳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体现在墓主预营坟室、福佑余生的行为中，贯穿于墓室“安魂奉常”、永宅无迁的营坟观念中，承载在祭奉亡者、求取荫庇的丧祭文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