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焦作、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

这一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在焦作、洛阳和三门峡三地，在元代分属怀孟路（怀庆路）[3]、河间府路和陕州。目前刊布的墓例计有焦作中站至元廿九年（1292年）靳德茂墓[4]、三门峡上村岭元贞二年（1296年）冯氏墓[5]，洛阳道北延祐四年（1317年）王英墓[6]、焦作新李封至和元年（1323年）许衎墓[7]、至正九年（1349年）王述墓[8]和洛阳市北站至正廿五年（1365年）赛因赤答忽墓[9]。除上述信息较为完整的墓葬资料外，河南地区还发现了部分碑志石刻材料，如焦作李封村先后发现了许衡、许衎和许师义的神道碑与石墓志[10]；再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可确定焦作中站地区是蒙元大儒许衡家族墓地所在地，上述三例碑刻材料也为学界复原许氏家族的谱系关系及其在元朝的政治、文化地位提供了关键资料。

这批河南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均为土洞墓，墓壁光素，全无装饰。墓顶为弧顶，墓室形制相对多样，既有近方形抹角单室墓，也有长方形前后双室墓，有的还有土洞附室。主室规模相对统一，边长基本在3米上下。这些土洞墓除三门峡冯氏墓随葬陶墓券，其余墓例全部出土有石墓志，从墓志券上的文字材料来看，蒙元时期河南洛水流域的这批土洞墓全为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墓葬。其中焦作中站靳德茂墓和洛阳北站赛因赤达忽墓为前后双室墓，前室安放成套的陶明器，后室安置棺椁，墓底均有铺砖。由官职品级可见，二者均是按照三品以上官员的等级下葬的，故而这种墓底铺砖的双室土洞墓可能代表了蒙元时期河南地区品级较高的官员墓葬规格。但囿于目前所见墓例有限，这一推论还有待参考更多墓例来确证。这种弧顶土洞墓的墓葬形制在当地的发展十分稳定，自元初世祖前至元年间到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基本未见明显变化。

与形制稳定的墓室结构相比，河南地区蒙元墓的随葬品组合却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配合纪年明确的墓志和墓券材料，可以将其以泰定年间为界分作的两个发展阶段（表4.1）。

表4.1　河南地区蒙元时期墓葬统计表

第一期　元代前期和中期（世祖至英宗朝）：这一时期的墓葬包括焦作中站地区的靳德茂墓和许衎墓、洛阳王英墓以及三门峡冯氏墓，计4座。出土明器上，品官及其家属墓随葬有一套车马出行仪俑，包括车马模型和男女仆从两大类，其中靳德茂墓出土80事，许衎墓41事，王英墓较少，仅见4事。而无官阶的三门峡冯氏墓则未见仪俑随葬。由是观之，河南地区元末之前的墓葬随葬仪俑应是按照墓主品级的高低呈递减趋势安排的，并且只有品官才可使用此类仪俑明器。除上述仪俑外，这一阶段的河南元墓中还随葬一套时器类陶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盏托、马盂和玉壶春瓶为代表的茶酒之具；二是以香炉、蜡台为代表的供器组合；三为谷仓（罐）和灶台组成的仓厨模型（图4.1）。

第二期　元后期（泰定至顺帝朝）：这一阶段的墓葬集中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两座墓例均发现于洛阳地区，分别为王述墓和赛因赤达忽墓。此期随葬明器组合发生了明显变化：元代早中期流行的车马仪俑消失不见，出现了成套模仿《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图式的仿古陶器，而前一阶段类别丰富的时器类陶器则急剧衰落，仅保留了香炉、蜡台在内的陶供器（图4.2）。

图4.1　河南洛水流域第一期典型墓例：洛阳道北王英墓（1317年）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99年第2期，第53、54页，图四～图六）

图4.2　河南洛水流域元墓第二期典型墓例：洛阳赛因赤达忽墓（1365年）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96年第2期，第23页，图一，第30页，图二四；《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第62页，图七四）

综上，河南地区洛水流域发现的蒙元墓葬基本为品官墓，形制上均作土洞墓，又根据品级和官位的高低出现了单室和前后双室之别。随葬品组合上均流行一套陶质明器，这套明器又根据年代早晚表现出器类组合的差异：元代早期和中期流行车马仆从类的仪仗俑和种类多样的时器，仪仗俑数量的多少与墓主官阶成正比；元末至正年间则盛行《宣和博古图》模式的仿古明器，仪仗俑消失不见，时器组合也大为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