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之前的空间研究
“在数年之前，空间一词有着严格的几何学意义。空间概念使人想到的只是一个空的区域。在学术意义上对空间一词的使用通常会伴随诸如‘欧几里得’‘匀质的’或‘无限的’等形容词。通常给人感觉是空间在根本上是一个数学概念。”[2]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开篇对“空间”的解释。就当前学术界研究现状看，“空间”是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于一体的一个研究范畴。因此，出现了诸如哲学空间、文学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地理空间、建筑空间等等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关于“空间”的研究。事实上，关于“空间”，并非在“空间转向”之后才开始研究。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就承认“空间”的客观本质，认为“空间，只有在它作为虚空而成为原子和由原子组成的物体的容器的意义下才和原子有着联系”[3]。哲学家柏拉图在《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中同样将“空间”界定为一个容器，包罗众生的生长与消逝，是永恒不可摧毁的，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处所。而亚里士多德承继其师的观点，进一步对“空间”做出阐释，用相互换位的现象肯定“空间”的存在，认为“空间”有上、下、左、右之分，“离开它别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存在，另一方面它却可以离开别的事物而存在：当内容灭亡时，空间并不灭亡”[4]。它是事物的直接包围者，但又不是事物本身的部分。“假如说空间是物质，那么它处在哪里？要是万物皆有其位，那么方位的方位，又是在哪里？”[5]尽管研究的是自然物体的空间性，实质上却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与此同时，相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科学角度对“空间”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更注重人文道德为政的探讨。尽管对自然科学的思考相对甚少，但也在谈论政治、军事之余偶有提及“空间”问题。最早明确提出“空间”概念的是《管子·宙合》篇，“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6]，在此，“宙合”意思是上至天空以上，下到土地之下，横跨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强调万事万物都在“宙合”之中。在古代，“宙”，即是时间；“合”，即是空间。也就是整个世界都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与古希腊哲人们关于“空间”的“容器说”不约而同，但是较其进步的一点是将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讨论，且逐步认定二者的依赖关系。而同时期古希腊的哲学家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也有提及“时间”，认为只有运动才能将“空间”和“时间”相联系，“时间只与原子的运动和它们在空间中的结合有关”[7]。老子、庄子均有对“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思考，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模糊地表示出时空的无限延展性。庄子借用时空本身的特性来规定时间与空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8]。意为，空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有界限，而时间的长短则没有始末。“任何物体运动的时间，总要持续一个过程。但时间的长短、久暂本身却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只能通过空间的变化见时间。”[9]对于时空问题研究较深入细致的要数墨家学者，不仅据二者各自的特性进行界定，而且重点谈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及时空与运动的关系。“运动（‘行’）要经过一定的空间距离（‘修’），必须持续一定的时间（‘久’）。人走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人走路总是先近而后远，远近表示运动的空间距离，先后表示运动的时间持续。”[10]令西方哲人望尘莫及的是，《墨经》提出，“宇：或（域）徙，说在长宇久”[11]。也就是说，空间是物体在运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区域的变化或迁徙，并伴随时间上的延续，进一步通过运动来说明空间的本质及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已经认识到“空间”的研究不能离开“时间”，甚至已经总结出通过“空间”的变化来表现“时间”的经验。此外，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提道，“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12]，联系上下文，只是谈及“空间”的无限性，并未提及“时间”问题。
发展到近代，在西方，依旧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空间”进行思考，不过不再是单独思考“空间”，而是认为“空间”和“时间”同等重要。在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于“空间”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牛顿在力学和光学理论中提出了时间、空间的特性。“空间和时间具有客观的性质，它们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13]牛顿还根据物体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将空间和时间提升到绝对的范畴。与牛顿唯物观点正好相反的康德却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一切感性直观的两个合在一起的纯形式，它们由此而使先天综合命题成为可能”[14]。这种观点与莱布尼茨“空间和时间是主观的知觉”[15]相一致。把空间和时间作为感知世界的两个主观把握方式，即认识论的必备的两个要素，且普遍存在于感性经验之中，强调二者存在的先天性，并提出我们之外的空间之中的东西都要借助内感官的时间形式被表象出来。康德已经关注到这两种先验形式在认识问题中的联系。黑格尔把“空间与时间”规定为力学理论中首要考察的两个要素，并称其为完全抽象的相互外在的东西。将“空间”定义为抽象的、无差别性的、完全连续的“己外存在”，“在其无差别性中首先直接具有的三个维度，它们是单纯相异的，没有任何规定的”[16]。而对于“时间”则认为“这种作为点使自身与空间相关联，并作为线和面在空间内部发展出自己的各个规定性的否定性”[17]，即时间使空间不再无差别，在运动的状态下不再静止、停滞不动。空间是充满物质的，物质本身具有时间性。空间和时间都统一并从属于运动。但其理论体系中把空间和时间规定为“完全抽象的相互外在的东西”，认为物质、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只能在空间上展示多样性，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发展。
而近代的中国，较古代先贤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却逊色不少。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专制统治、闭关锁国，自然科学及各科学术研究比较落后，直到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迅速发展，“空间”和“时间”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方以智（1611—1671）认为，“《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18]。“五方”，即东西南北中，指方位。意思是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四季的交替变换遍存于包括“五方”的空间之中。在继承《墨经》对“空间”变化伴随“时间”延续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空间”和“时间”相统一的观点，并坚信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例外。尽管领域内研究的学者很少，但是这一重要的论断相比同时期的西方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还是遥遥领先的。
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空间”“时间”和物质运动联系起来，认为“空间”和“时间”取决于物体的相对运动，并依存于物体的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念。发展到现代，“空间”成为文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地理学家热衷探索的一个问题域，以至于出现“空间转向”的思维范式。
综观古今中外，不难发现，在思考“空间”问题时总会相应谈及“时间”问题。可见，研究“空间”问题不得不谈“时间”。正如哲学家刘文英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正文之前谈道：“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由于它非常抽象又非常实际，早就吸引着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注意。虽然他们研究时空问题的角度不同，两者却有密切的联系。几千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它对哲学和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19]那么空间和时间又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关系如何？对于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曾有感悟，“空间的真理性是时间，因此空间就变为时间；并不是我们很主观地过渡到时间，而是空间本身过渡到时间。一般的表象以为空间与时间是完全分离的，说我们有空间也有时间；哲学就是要向这个‘也’字作斗争”[20]。从上述哲学家对“空间”与“时间”关系的界定以及如前所述的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对“空间”“时间”的探讨可以看出仍具有重要价值，“空间和时间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联系着”[21]。